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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教育与科研30年(1)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作者:肖东发 肖莎 发布时间:2008-07-23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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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悠久的编辑出版史相比,正规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历史非常短暂,但与改革开放同步。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出版教育在摸索中曲折前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并在发展中与出版科研活动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与此同时,作为出版业发展的产物,出版教育也在不断调整思路,积极为出版产业服务。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应用与普及以及出版产业变革的加速,编辑出版学教育和出版科研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调整自身以更好地为出版产业服务,成为产学研三方共同关心的话题。

出版教育应运而生 取得长足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迫切需要改变“文革”造成的“书荒”现象,以满足人们压制已久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出版业的人才在“文革”中大量流失,迫切需要思想素质、文化素养以及业务能力兼具的新生力量补充到编辑队伍中。当时的人才状况正如1983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所说:“出版队伍人数不足,青黄不接,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赶不上新形势的需要。”在此大背景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运而生,并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办学规模逐渐扩大 办学层次逐步提高

  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成立,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与新华书店总店联手开办图书发行专业。1985年,在胡乔木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编辑学专业开始招生,以此为契机,我国编辑出版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86年,南京、河南、西安、四川等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借新闻、法学、文学、图书馆等学科的名义也开始招收攻读编辑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由于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匆忙开办,未经学术研讨和学科论证,缺乏充分的教学条件和市场调查,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社尚缺乏活力,用人机制改革缓慢,少有指标给编辑出版学的毕业生,初期培养的学生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甚至有些学校编辑专业的毕业生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出版部门的冷落。如武汉大学首批编辑学第二学士学位1991届毕业生仅20人,竟无一人分配到出版社,而大都进了行政机关和新闻单位。

  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了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这次专业目录的调整使得编辑出版学教育“名正言顺”。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规模和体制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为编辑专业毕业生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出版教育在十几年的摸索中也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和理论基点,不少学校出于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也需要编辑出版学的加入。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专业的开设数量开始增加。据统计,2002年编辑出版专业院校30多所,截至2003年底,全国高校设立编辑、出版、发行等专业的院校已有70多所,在短短一年间数量就增加了一倍多。到2006年底,北京印刷学院会议时统计,设立编辑出版专业的高等院校已经超过100所。

  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这是出版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迈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已经相继想办法“借鸡孵蛋”地在相关专业下培养了一批批以编辑出版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如1999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招生目录中增设了“图书学与出版管理”方向。2001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后一直招收以“中外出版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2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学;2005年,北京大学也在图书馆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点,还有许多院校在传播学学科范围内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这是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办学层级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据河南大学教授李建伟2007年的调查显示,当时已有35所高等院校38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办学点7个。

  教学资源日益改善 师资力量不断壮大

  专业创办之初,各院系师资力量普遍不足,他们注意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和业界专家参加教学活动,两方面密切配合,为出版业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之后,又培养出相当一批从事出版教育和出版科研的学术性人才;而且随着编辑出版专业在职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一些兼具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人才成批涌现,成为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力量。此外,也有不少科研单位和业界人士愿意到高校讲课,分享研究成果和工作心得,成为出版专业师资力量的有效补充。  

  教材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之一。自开办出版教育以来,教材的编写量不断增多,从1988年由南开大学编辑专业教师组织编写的第一套编辑出版方面的教材开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出版编辑出版学专著和教材425()。教材质量也在随着数量的增多有所提高。第一套出版类教材出版后,1995年至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18本“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教材”。这套教材使用范围广泛,解决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燃眉之急,出版业的不断发展也要求教材的编写随之完善。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都编辑出版了成批的教材,20世纪90年代那套教材也由辽海出版社组织力量进行修订再版。

  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的人才最终会输出到各个出版单位,因此出版单位理应积极扶持出版高等教育,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事实上,出版单位也已和高校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和互动关系,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与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辑出版专业与人民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编辑出版系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出版单位不但为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搭建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平台,也为学生了解业界动态、走向社会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可以获得鲜活的创意和人才储备。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教授还创出“五个一”的教学经验。

  海内外校际交流增多 合作模式日趋成熟

  海内外校际间交流机会的增多,是对彼此教学能力的接受和认可。目前,越来越多的编辑出版专业老师受邀到外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而且不少老师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有越来越多的同学赴港澳台以及国外进行交流、学习,他们的能力也得到了海外交流方的肯定,同时,成批国外的老师和同学源源不断地到中国进行讲学和交流。

  在不断的沟通和磨合中,国内外出版教育机构的合作模式也日趋成熟,已经从最初的教师互访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比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荷兰莱顿大学于2007年实现教师互访并在研究生层次建立起合作关系,而自2005年至2008年连续4届举办的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会议也是两岸同胞校际交流日渐成熟的象征。海峡两岸直航后,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华大学出版与文化事业管理研究所的交流和合作会更加深入。此外,目前已经有多位台湾出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大陆的同学去宝岛台湾的南华大学、世新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班学习。

  海内外校际交流机会的增多和交流模式的日趋成熟,给国内的老师和同学提供了更多“看海外”的途径。通过交流,我们也能够借鉴国外编辑出版专业办学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对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出版教育与出版科研同步前行

  出版科研和出版教育同时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且随着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必要变革,出版教育为培养更适合产业发展的人才而调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出版科研也在根据产业发展的变化不断提出并解决新的课题。在30年中,出版教育与出版科研互相扶持、同步前行,出版教育为出版研究的开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出版研究也通过参与教育过程、编写教材以及通过研究完善学科体系等途径反哺出版教育,二者在通力合作中共同又好又快地发展。

  高校成立研究机构 培养研究人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编辑出版学教育的稳步发展以及国家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视,一批高校出版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和攻读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迅速成长起来,逐渐成为出版科研的重要力量。他们接受了正规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处于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之中,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背景,知识面较宽,接受新事物快,而且不少在职研究生和业界老师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不仅对出版理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也注意把理论很好地应用于实践,以指导产业发展。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对出版学、编辑学的深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不少高校还创办了编辑出版研究所或出版科学研究所,比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都办有与中国出版科研所类似的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出版研究院。这些高校研究所每年都申请并承担国家及部委级科研课题,在配合产业需求和专业教育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也与专门研究编辑出版理论的研究机构和一些行业性团体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开展了多项课题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以出版创新提高中国软实力”、“2000年以来英美法德日等国出版现状研究”等课题研究;在2002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牵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通史》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信息管理系的师生也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

  出版科研反哺教育 提供众多资源

  ——研究学科体系建设,以推动出版教育的开展。

  学科体系是否完善和科学直接关系到教育中课程的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效果。出版研究一起步,研究者们就对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架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仅从关于出版学的不同著述来看,有的从出版工作的流程来探讨出版学,有的从出版经济和出版文化的角度来构建出版学,而有的则立足于出版物的属性。为了使学科体系更加完善,中国出版科研所2005年起承担了国家级课题“出版学科体系研究”,该研究重点在于明确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内涵,科学设置课程,制订课程大纲,编写教材。目前该课题基本完成,相信这将为我国出版教育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带来重大影响。河南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也设立了学科体系和课程建设等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测评业界人才需求,指导出版教育开展。

  对业内人力资源现状及人才需求的研究,日益成为出版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变革,已经有不少文章探讨数字化和全球形势下人才需求的方向,进而探讨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之路。中国出版科研所所长郝振省研究员认为我国编辑出版业急需10种人才:选题策划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版权贸易人才、媒体营销人才、出版经纪人、古籍整理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人才、网络出版人才、文化产业通才、图书艺术设计和出版专家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培养目标。而中国出版科研所正在进行的《新闻出版人力资源测评体系与人才库建设研究》,也将是对出版教育培养效果的一次测评。根据测评体系,出版教育界将更加清楚在教育中应努力的微观方向。

  ——科研机构组织编写教材和工具书。

  高校教师虽是教材编写的主要生力军,但科研机构特别是国家级科研机构对教材的编写也发挥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中国出版科研所成立不久就在边春光所长的领导下组织了多次教材编辑会议,如1989年烟台会议、1990年洛阳会议和1991年杭州会议,我们认为,上世纪90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的18本出版专业教材就是在这许多次会议的研究和讨论之下得以出版的。

  出版史是出版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研机构对出版史的研究,对于教师教学、出版史教材的编写等来说都很重要。中国出版科研所在组织、推动编辑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所之初就先后在张家界、太原召开了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等专题。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为主题,成立了课题组,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在此前后,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出版史研究》辑刊。2002年,中国出版科研所牵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通史》,首次将中国3000多年丰富多彩的出版历史完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为丰富和完善出版史教材和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对出版专业的教学来说,工具书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出版科研所在教材工具书的编纂方面也发挥了组织和中坚力量,比如组织编写了《出版词典》以及1980年创刊的《中国出版年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等。

  ——科研人员承担教学任务。

  出版研究机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明确以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为主要活动宗旨的学术组织和专门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可以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两种,如中国出版科研所和各省市的出版研究室(所)。第二类是行业性团体,它们把开展出版研究作为其重要活动内容之一,如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期刊协会、各省市的地方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第三类是高校创办的编辑出版研究所或者出版科学研究所。

  高校成立的研究机构成员多为高校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本身就能够带着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推进教育的良性发展;而且,随着这三类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的增多,前两类研究机构中的一些成员逐渐加入出版教育的行列,在高校开设课程或开办讲座,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高校师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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