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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8

作者(编者):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 著 李凡 等/译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

定价:49.00元

ISBN:978-7-5217-1474-6

作者(编者)简介:更多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由斯坦福大学PACS 中心出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方: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为真切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态环境。乐平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创新的触媒和社会创新市场的构建者。 通过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综合性投资,乐平支持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代社会企业快速发展,并催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社会创新方法,最终产出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一系列知识与思想产品,乐平为社会创新构建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基于跨界多元的社群培育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家生长的社会创新环境,促进更多社会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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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出版。中文简体版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引进,汇集了世界各地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前沿研究、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专家学者对社会创新方面新的见解。


  作为一本前沿性刊物,SSIR每期都会推出一些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又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和方法论。


  本期主要是重点讨论了集合影响力这个在社会创新方面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方法论,讨论了它的定义、理论基础和各地的实践与研究,以及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问题,包括集合影响力在北京大栅栏改造项目中的应用。本期还介绍了德国在气候保护方面的成果,讨论了非盈利组织的管理问题,比如如何解决内部冲突、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等。





  【编辑推荐】


  一本书了解社会创新领域的研究和成果,让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系列,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前沿研究和实践,囊括社会创新领域的经验、总结,以及专家学者对社会创新方面新的见解,有助于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社会创新活动。


  集合影响力这种新型组织模式,如何能为我们的创新带来新的方式?北京大栅栏的成功改造,背后的创新和逻辑是什么?


  从国际化的知识分享中探求对本地创新实践有意义的内容,并努力与之对话,摆脱文本的局限,将社会创新的专业化知识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的职业经验与生活常识连接起来,丰富我们的创新理论和策略想象力,融会贯通文本与实践。





  【书摘】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社会创新?


  你是否在街头或者车站遇到过《大问题》( Big Issue)杂志的销售员?《大问题》杂志起源于英国,是一个以支援无家可归者为目标的“商业活动”。杂志售价的一半以上都会成为销售员的收入。销售员们很清楚,每卖掉一本杂志会带给自己多少收入,这能帮助他们设定房租预算的目标。对这些销售人员而言,能租得起房子就意味着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址,方便他们去应聘就职。销售《大问题》是这些无家可归者走向自立的第一步。


  “大问题”商业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建立起了无家可归者与社会之间的连接。销售员每天都站在街头,日子久了就会有路过的人过来打招呼,或者问“昨天怎么没看见你呀”。这些和职场、家人切断了联系的无家可归者,通过这份工作开始重新找回尊严和与社会的关联。我作为大问题基金会(以“大问题日本有限公司”为母体成立)的理事,参与支持无家可归者和生活困窘人群的活动已有十余年。“大问题”的愿景是实现让无家可归者都能拥有属于自己一席之地的社会。


  《大问题》杂志的街头销售员中还有人被每天路过的企业老板相中,找到工作的成功例子。然而,社会远非如此单纯。这位前销售员在新公司里还是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干了没多久就辞去了工作。因为他觉得还是回到街头,一个人更轻松自在。


  如此看来,即使“大问题”的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如果接纳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他们还是会重返街头。产生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职场和社会对于多样性没有足够的包容力。此外,要从根本上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还需要多方专家的配合,为他们提供心理和学习电脑技术等技能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不仅要有非营利组织,还需要企业、政府部门、专家等多方参与合作,才能迈向大目标的实现。


  解决困难的社会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其中自然蕴含着市场价值。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运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潮流在全球兴起,在日本也从 21 世纪初期受到瞩目,推动这一潮流的个人或企业被称为“社会创业家”或者“社会企业”,近年来则主要被称为“社会创新”。社会创新一般指“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将前所未有的思路和想法结合起来从而引发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形态”,有时也用于表述与社会创新相关的动向、项目和手法。


  社会创新对于企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绝非仅限于企业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 CSR)的范畴,可以说已经成为企业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在成熟市场中面临发展瓶颈的企业来说,发掘社会需求、摸索自身如何参与解决社会需求的过程,有助于企业重新理解市场、突破瓶颈。


  我在 2002 年创办了日本首届社会创业计划大赛( STYLE),并于 2003 年成立 SVP东京(东京社会创业伙伴),旨在助力锐意解决社会课题的各类组织。 2005 年,我还在日本大学首次开设了社会创业课程。在参与构建日本社会创新机制和生态系统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先行者们交流,受益匪浅。


  今天,通过与包括企业在内的多方行动者合作来实现社会创新,突破单打独斗局限的新途径正在形成。这就是被称为“集合影响力”的新潮流。本文将回顾社会创新领域发展至今的历史以及对现阶段的思考,阐明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组织发展、人才培育甚至对于企业进化本身来讲必不可少的途径。


  何谓“集合影响力”?


  2011 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集合影响力”的论文。约翰·卡尼亚( John Kania)和马克·克莱默( Mark Kramaer)合著的这篇论文指出,集合影响力是与“各个机构为解决问题单打独斗”这种既有的手法完全不同的新途径。集合影响力具体被定义为:“由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所组成的群体,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设定共同活动纲领的参与方式。”


  多方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某个问题,这并非什么新的想法。诸如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合作开发药物、疫苗,以应对发展中国家传染病这类为某一共同目的、跨领域集结的例子已经有不少。但是,集合影响力在 5 个层面上与以往的合作方式完全不同。


  第一,为应对一个社会问题,所有有可能参与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


  第二,所有参与方对如何测量和评估成果达成共识。


  第三,各参与方的行动相辅相成。


  第四,各参与方始终保持沟通。


  第五,有专业机构和旗下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协调管理整个过程。


  通过这 5 个层面,所有参与方都能放下各自的目标,发挥自己的强项,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卡尼亚和克莱默的上述论文将“奋斗联盟全美网络”作为集合影响力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奋斗联盟全美网络”是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基金会领导人、政府官员、学区代表、当地大学校长、教育领域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等 300 多人参与的网络型组织,以“从摇篮到职场”为共同口号,以改善从幼儿到 20 多岁年轻人人群的教育质量为使命,采用了统一的成果测量方法。该组织用 3 年时间组成了 15 个团队,每隔一周邀请外部的引导师主持讨论,加深对于共同活动纲领的理解,为相互学习、相互支援打下基础。这一组织成立 4 年后,虽然教育方面的行政预算大幅削减,但在 3 个大的学区,接受学前教育儿童的数量、小学生的阅读及算术成绩、高中毕业率等数十项指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某个社会问题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朝着共同的目标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取长补短齐头并进,这就是集合影响力。集合影响力这一方法论在全球引发了很大反响。世界各地纷纷开始交流集合影响力的实践案例,分享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集合影响力处在社会创新理论两大脉络的汇集之处。一条理论脉络是运用商业手法来提高社会影响力;另一条理论脉络认为,只有建立起个人-组织-社会的连接,改变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这两种理论原本少有交集,但近年来,它们开始汇集为以“集合影响力”为代表的新思潮。当今世界,很多慢性的社会问题已经病入膏肓,我们急需深入的系统性变革,而社会变革也能给企业和市场带来连锁反应。


  理论脉络1:商业精英挑战社会问题的时代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引入商业手段及管理、思维方式的动向开始受到关注。其中一个知名的成功案例是为消除教育差距而战的“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这个机构于 1989 年由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温迪 .卡普( Wendy Kopp)创立,迄今为止已经派遣了 6 万名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去做教师,目前正在任期的 7000 名教师被分配到 2500 个学校,覆盖 40 万学生,其发展壮大令人瞠目。


  1983 年,经济学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创立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无担保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之后,曾就职于麦肯锡和美国环保部的比尔 .德雷顿(Bill Drayton)创立了阿育王 (Ashoka),他将卡普、尤努斯所代表的这群人称为“社会企业家”。阿育王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家,支持其事业的拓展。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也开始逐渐渗透到商业界。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IT(信息技术)创业热潮的到来,社会创业热潮也接踵而至。在互联网经济、咨询公司、投行获得成功的商业精英们开始觉得,只要发挥他们的商业技能,加上活用IT技术,就应该能改变世界。这群精英带着一股“无所不能”的冲动,开始汇合到社会创新领域。知名商学院里的社会创业课程不断增加,在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的职业设计中也开始出现了“社会创业”,或者“为拥有社会影响力的营利性、非营利组织工作”的选项。


  与此同时,社会领域的投资和财务管理也导入了商业思维。例如,慈善基金会一改单年度资助非营利组织的做法,和创投资金一样采用陪伴式、长期资金支持的体系。


  提倡这一做法的是 1997 年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登载的题为“善资本”( Virtuous Capital)的论文。 2一时间,慈善创投在美国如同雨后春笋,其中的代表性机构是本部位于旧金山的 REDF。该机构提出的能将社会影响力换算为经济价值的方法,即“社会投资回报”(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 SROI),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基金会和国际机构、政府机构等也开始采用商业性的手法和思维。


  在这个潮流中,如何规模化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问题。如何才能不止步于解决局部性的个别问题,获得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呢?“为美国而教”作为一家机构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全美有数千万学生的教育环境亟待改善,距离“为所有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机会”这一机构使命还相差甚远。 1994 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社会活动领域的规模化之难说了如下一番话:“我们今天面临的几乎所有(教育)问题,都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拿出了解决方案。但是看起来,我们不擅长在其他地方成功复制这些解决方法。”3


  那些踌躇满志进入社会创新领域的商界精英、 MBA也在实践中认识到,要实现规模化有多困难。单纯复制产品或者服务项目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意识、生活状况,使“变化”扩展开来才是问题。(这就是之后我们要论述的“成果”。)


  共享更多的实践经验、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需要扩大的不是某一家机构的规模,而是影响力本身,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这一思考的论文,包括对规模化的对象和方法进行梳理、变革理论等。 4 2007 年,希瑟 .格兰特( Heather Grant)等人对美国实现大规模发展的 12 个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调查结果令人深思。 5这些非营利组织实现规模化的原因并非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于其“经营管理完美无缺”,而是在于和有影响力的外部组织之间的合作。格兰特在调查中指出,通过与政府、企业、媒体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相关方合作,它们可以共同创造出更大的力量,从而更深入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实现系统性变革。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以生物界为比喻的“生态系统”的设计不仅对于企业经营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多方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来说,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6总之,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要达到社会创新的规模化,原有的思维和方法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另一条理论脉络。


  理论脉络2:个人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变化


  社会创新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潮流认为,世界是个体有意无意的行为和习惯的累积,反映着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只有了解现状的趋向是如何生成的,理解其构造,才能更深层次地引起社会变革。这是一种追求系统性变革的理论脉络。这一脉络具体体现在管理学领域的组织发展理论以及对系统学的应用,包括系统性思维、冲突的解决、社区开发等领域专家们的对话等方式。我们对人和组织、区域和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改变进行反复的探索和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变化也被称为社会创新。


  例如《学习型组织》(1990年)的作者、管理学家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指出,社会是一个所有事物都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具有整体性的复杂体系。如果不掌握“自己亦身在其中”的系统性思维,就不可能实现组织和社会的改变。与彼得.圣吉一起执笔《第五项修炼 2:终身学习者》( Presence)(2005年)的奥托 .夏莫( C. Otto Scharmer)于2009年发表了《U型理论》。夏莫通过访谈多位企业家和创新者发现,“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固定观念或者偏见并摆脱其束缚,去观察和感受事物原有的样子时,希望与他人共同创造的未来愿景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并提倡有意识地引发这一过程的方法论。此外,还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提出的通过“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来构筑愿景和战略的手法,以及在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构筑和平的过程中颇有成绩的亚当 .卡钦等专家开发出的具有不同价值观、立场的人们通过对话和合作超越对立共创未来的方法等(参照第54页“系统性思维理论和U型理论”)。


  圣吉和以提倡情商概念闻名的丹尼尔 .戈尔曼( Daniel Goleman)在共同执笔的《三重专注力:如何提升互联网一代最稀缺的能力》中提到,这些方法论的共通之处在于自我(Inner)、他人( Other)、外部世界( Outer)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举例来说,如果否定自我的孤独感,就很难理解、接受他人的孤独感;但是,如果能够理解、接受自我的孤独感,则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他人同样的感受,同时可以对世间各种相似的孤独感看得更清楚。这本书解释了个人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对他人和社会的系统性理解。


  主张运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条理论脉络,其前提依然是“问题存在于我们身外,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既有思维方式;而第二条理论脉络则认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呈现为复杂系统的分形结构,社会问题同样存在于我们自身。通过对话和观察,我们可以认识到包括自己和他人在内的系统力学,探索新的可能性。但是第二条理论脉络的不足在于,其效果的呈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时会因为过于重视对话和内省,而无法付诸具体的行动。相反,第一条理论脉络有时会过度追求速效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因此其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接近深层次的系统性变化。再者,如前所述,为了实现规模化,第一条理论脉络的实践者们有必要在其他领域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因此需要去理解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背景和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集合影响力”的途径必不可少。不同立场的行动方在推进相互理解的同时,开始追求创造单打独斗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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