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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子”协议并不是使用者的“避风港”

——从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两个歌曲节目陷入版权纠纷说起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 作者:王辉 姚茜婷 发布时间:2021-01-14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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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 姚茜婷

  资料图片

 

  与2021年的日历同时出现在东方卫视面前的,不仅有跨年晚会收视率仅次于湖南卫视的捷报,还有一个上了热搜的侵权风波——晚会上表演的两个节目《飞鸟和蝉》和《无人之岛》被指侵权。而与来自权利人的声明以及汹涌的批评声同时存在的,还有对东方卫视的声声同情:东方卫视已经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签有“一揽子”协议并且已支付费用。而音著协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若再要求使用海量作品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去确认每部作品的权利归属并取得授权,岂不是强人所难?

  如此争议,在熟悉文化产业尤其是版权人眼里并不陌生——类似侵权现象现实中可谓比比皆是。而分析这波侵权现象和争议的背后,既有现存著作权立法与媒介融合之间的裂痕,有持续多年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集体管理的争议,还有著作权制度保障价值和促进价值的边界应如何划分的博弈。

  当法定许可遇到新情况

  用“比比皆是”一词形容电视节目侵权现象并不夸张。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尤其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综艺节目被指侵犯作品版权,尤其是音乐版权现象日益频繁。远的如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中艺人演唱的《我的歌声里》《独上西楼》涉嫌侵犯权利人环球唱片公司权益,近的如2020年《王牌对王牌》(第五季)、《新声请指教》中使用的《芒种》《红昭愿》涉嫌侵犯原创音乐团队音阙诗听的著作权利。相关统计也从另一角度进行了证明这类案件数量在逐年上升,如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仅受理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一审案件1件,2018年达到30件,2019年则猛增至561件;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信息显示,2014年与音乐有关的裁判文书共计1.56万件,而5年后的2019年,这一数据高达6.56万件。

  分析背后原因,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内外两个方面:所谓内,是指伴随法制建设的快速推进,公民的维权意识和能力近年来大幅提升,具体到著作权领域,不仅“知识有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李志怒撕《明日之子》”、视觉中国“黑洞门”等热点事件也让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受收视率激烈竞争及媒介形态变化等外部因素影响,电视制作机构不断推出各类综艺节目,在使之成为当前电视节目竞争最激烈的领域的同时,也因该类节目通常大量使用他人作品而带来更多侵权风险。

  与侵权风险同时存在的,却是很多电视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电视台使用他人音乐等作品,不需要经过允许。这种观念根源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2010年)第四十三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如此规定属于“法定许可”的情形,即根据法律规定,电视台有权直接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无需通过市场方式获得授权。这个观点看似正确,但在现实中却往往难以成立。一方面,该条款只适用于通过广播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并不包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另一方面,基于适应网络时代及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当前很多电视台已经达成与优酷、腾讯、爱奇艺等视频平台的合作模式,无论是电视台自制节目还是购入节目,往往一改昔日仅通过电视台进行播放的做法,而是与互联网平台同步上线。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上述规定的难以适用,即便通过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可以不必提前获得权利人授权,但是节目一旦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显然就不再受法定许可规定的保护。一旦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作品,就很可能因侵权成为他人谴责或起诉的对象。

  签署协议不意味可高枕无忧

  或许出于对法定许可适用范围存在局限的考虑,包括东方卫视在内的很多机构都与音著协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立合作,以求在需要使用作品时能够通过集体管理组织便捷地获得有效授权。

  所谓集体管理是著作权人委托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其权利,由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在一定条件下,使用者以适当的报酬取得使用作品的许可,并由集体管理组织将许可费分配给著作权人。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设计的许可制度下,权利的管理实现了集中化,使用者仅需要按照事先规定的费率支付报酬即可取得作品。

  具体到我国,从1992年成立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即音著协后,目前共有5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分别管理音乐、音像、文字、摄影、电影5类作品,可以说,目前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整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并涵盖了作品的主要使用范畴。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不仅降低了大规模许可的交易成本,还解决了使用人获得有效授权的难题,从而吸引大量使用人的加入并通过签订“一揽子”协议的方式,整体性解决自身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性问题。

  但协议的签订和费用的缴纳并不意味着使用人自此可以高枕无忧。如前文所述,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存在及运行的前提是权利人授权。虽然音著协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且截至2020年1月9日,其已有会员10633人,管理音乐作品1400万首,并签约海外协会70余家,但音著协本身只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无权要求所有的音乐著作权人都必须加入该协会。现实中,出于种种原因,自行对著作权进行管理和授权的权利人为数不少,对于该群体掌握的权利以及大量存在的“孤儿作品”,在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在我国并未建立的情况下,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并无权对此类作品进行管理和授权。因此,即便相关单位与集体管理组织签订了“一揽子”协议,也绝不意味着对他人作品就可以任意使用。

  不仅如此,由《著作权法》(2010年)第十条可知,权利人享有的著作权并非单一权项,而是由17项具体权项组成的“权利束”。现实中,集体管理组织从权利人处得到的未必是全部财产性权利。以音著协为例,通过其官方网站信息可知,其管理只及于“现场表演”“背景音乐”“复制”“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情形,由此可知,即便东方卫视等机构与音著协签订了“一揽子”协议且支付了相关费用,也不可能在作品使用上一劳永逸,更不可以以此为由对抗《飞鸟和蝉》和《无人之岛》的权利方。

  设立“宽容”机制的设想

  既然与音著协签订“一揽子”协议仍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作品使用的问题,那么在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解决部分授权的同时,再逐一和其他作品的版权持有方进行联系并获得许可就成为必然,但这种规定的落地并非易事。

  以2019年火爆网络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为例,作为版权合作方的街声派歌,为了保证节目设计与歌曲使用的合法,竟然联系了数十家版权公司,咨询了几百首歌曲的版权状况,花费时间长达8个月。

  用如此标准要求所有电视制作机构不仅有强人所难之嫌,还与《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众所周知,著作权制度的价值分为保障价值和促进价值,并分别涉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中保障价值体现为对权利人权益的保障,促进价值则体现为促进作品创作、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从《安妮法令》颁布至今,《著作权法》一直将保障价值作为实现促进价值的手段,将促进价值作为著作权制度的终极目标。因此,是否给予权利人权利法律保护、给予何种程度保护等问题,均取决于保护是否有利促进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以及文化发展。

  基于这样的事实与理念,再结合即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的新修《著作权法》,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并未被立法机关接受。基于与集体管理组织签订协议并支付相应报酬的机构已尽基本责任之情况,笔者建议,对于与集体管理组织签订“一揽子”协议的使用人和单位建立宽容机制,将法定许可适用范围扩展至未经允许使用集体管理组织未管理作品的行为,使其能够将尽可能多的时间精力用于作品创作上,如此也是利益平衡这一著作权制度基石的具体体现。当然,无论该设想是否被立法及司法机关认可,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仍旧不对是否得到授权以及授权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并继续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都不应该被认同。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延边大学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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