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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出版催生了许多话题,但业内人士认为——

民法典选题并非出版社的“唐僧肉”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 作者:章红雨 发布时间:2021-03-08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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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章红雨

  

3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新华书店(垡头书店),市民刘先生正在阅读民法典。

本报见习记者 李美霖 摄

  转眼又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时间。去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今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高空抛物坠物、霸座、强抢方向盘、高利贷……这些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民法典中都有回应。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有了说理的地方。

  遇事找法,使民法典风行。《2020阅读趋势报告》显示,民法典纸版书销量是《新华字典》的8倍。不仅如此,民法典释义类读物销量也保持增长。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伟民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法律图书的销售数量,特别是民法典图书的高销量,表明民法典出版现象已经形成。民法典热正好是贯彻和实施民法典的重要体现。

  民法典出版现象形成

  从2020年5月28日颁布,到2021年1月1日实施,再到实施之后广泛应用至今,9个多月来,人们对民法典的关注越来越多。实施之后,以案说民法典的案例也越来越多:“‘熊孩子’高空抛物伤人 家长被判赔偿9万多元”“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元劳动补偿”“孩子压岁钱父母能不能随便花”……民法典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性质日益体现。

  人民出版社法律与国际编辑部主任洪琼告诉记者,民法典颁布和实施的意义在于,它是市民社会全体成员的民事权利宣言书和保障书。按照民法典生活,个人的尊严就能够得到尊重,个人的权利就能够得到实现,不仅在一生中生活得更加幸福,而且生前和死后的权益都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对于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培雷认为,民法典明确保护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彰显了个人权利与时代精神。对出版人而言,向大众及时推出专业、权威的民法典读物,通过出版民法典相关图书,向社会准确、及时地宣传民法典,是时代赋予出版人的使命。策划出版能及时反映时代之需、精准解读、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品位的民法典读物,是民法典颁布给出版人的课题。

  值得关注的是,民法典普法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人们对民法典总则编及各分编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的理解与把握需求,产生了大量的出版选题,进而形成民法典出版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分社社长郭虹认为,该类图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准确诠释和阐述民法典的相关立法精神、法理内涵、制度设计、条文要义以及司法实务中的要点,但这是一个长久且循序渐进的过程。

  版本多释义类图书也多

  纵观电商网店和实体书店,民法典及相关图书均被醒目陈列。通常被认为折扣灵活的民营书店,更是将民法典及相关图书作为拳头产品,轻易不打大折销售。

  记者看到,民法典文本出版主要有普及版、精装版、大字版、数字版等多个版本,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刘海涛的话来说,是为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读者量身定制。

  刘海涛告诉记者,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原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早在民法典颁布前,他们就开始着手策划出版民法典文本及相关图书选题。目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公报版民法典销售百余万册,精装版民法典销售近30万册,后者因耐磨耐翻,销量位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商城同类书前列。

  民法典是“树干”,释义是“枝叶”。在民法典出版方阵中,记者发现“法字头”出版社的图书品种较多,其次是人民社和大学社。由母法民法典催生出的释义类图书,多集中在时间效力、担保制度、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建筑工程合同、劳动争议7个方面,这与2020年12月31日最高法发布首批7件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有关。

  法律出版社市场研发部主任王晗介绍说,法律出版社有63个民法典相关产品上市,涵盖法律单行本、条文解读本、漫画普法读物、立法专家解读、司法实践指引、立法研究资料、法学教材以及法律职业考试等各种类型的图书产品,另有与民法典相关的电子书、音频课程等多媒体产品。郭虹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教材与一般图书”并重,打造齐力推动民法典有效实施双飞产品线。

  民法典出版现象为法律出版行业带来新的出版主题和新的发展契机,在郭虹看来完全可以预见。她说,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及民法典执法司法工作的开展,都为出版行业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选题资源。

  是富矿但不是谁都能挖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民法典是出版选题的富矿,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抓住发展机遇,出版社定能实现逆势增长,是不少受访者的共识。然而,民法典选题并非“唐僧肉”,不是哪家出版社都有能力出版相关图书,这也是不少受访者的共识。

  针对少数出版社推出的一些跟风性质的平庸之作,刘海涛认为,对法律要正解,不能曲解。正解就是应由权威部门、权威人士解读,以真正体现立法的原意,这是对释义类读物的基本要求。

  曹培雷更是认为,法学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一支受过法学教育的专业出版队伍,是无法持续出版法学图书,尤其是出版高质量法学图书。“此外,还离不开积累。只有在某一领域进行长期的深耕细作,才能形成自己的作者队伍,建立自己的选题结构,形成出版社的图书风格和特色,在机会来临时,脱颖而出。而人才和积累,绝不可能是一时之功。”

  透过民法典出版现象,洪琼认为至少可以带给出版工作者两个启示:首先要激发优质选题创意,其次要努力实现内容创新。市场上卖得好的民法典图书证明,作者权威可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保证图书的权威性,避免对民法典的不准确性和随意性解读。

  在法律层面,李伟民提醒相关出版单位,应该加强监管和甄别,鼓励权威的民法典解读和释义出版,对高度重复的现象予以规制,以减少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风险。他说,《著作权法》明确法律条文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社会相关单位和公众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免费使用,但是关于法律条文的解读,是一种独创性表达,受《著作权法》保护,如果未经权利人同意,对他人的解读和释义进行抄袭,就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该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承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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