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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副局长:沈知方中华书局经历考述*

2020-05-22 11:53 《中国出版》 王鹏飞 次阅读 条评论

  [摘   要]   1913-1917年间,沈知方担任中华书局副局长,主管发行,被陆费逵赞为“极称得力”。中华书局兼并文明书局后,沈知方兼任文明书局协理,创办《小说大观》,为中华书局赢得通俗文学市场一席之地。1916年,沈知方于书局之外,创立古书流通处,从事旧籍贩卖与出版。1917年1月,因个人行为致中华书局“民六危机”加剧,黯然辞职。此后,随着沈知方创办的世界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鼎足而三,沈知方就以世界书局创办人的身份闻名于世。而他在中华书局的经历,也渐渐变成了“消失”的副局长。

  [关键词]  沈知方  中华书局  小说大观  古书流通处



  现代出版史上,沈知方(芝芳)以民国三大书局之世界书局的创办人名世。盛名之下,沈知方曾入职商务印书馆,尤其是担任中华书局四年副局长的经历,湮没不彰。在中华书局时期,沈知方是书局行政架构中仅次于陆费逵的二号人物,负责发行工作,并主持文明书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沈知方的中华书局经历,目前坊间所述甚少。加之世界书局在1957年被解散之后,很少获得学界关注,从而使沈知方的中华书局元老身份,常见于同时期出版人的回忆,却少见于后继者的论述。1939年4月,沈知方在蒋伯潜《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序言中回忆了自己的出版生涯,其中简单提到,“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未几又创办世界书局”,[1]这句夫子自道,成为本文考述沈知方中华书局时期出版生涯的起点。


  一、众说纷纭的入职


  1913年4月20日,中华书局在虹口东百老汇路本局总公司楼上召开第三届股东会议,陆费逵向股东会议报告:

  今年以来,局面愈大,需才愈多。沈芝芳君(知方)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业已两月余,极称得力。

  这份档案(中华书局总编室档案000003号)显示,沈知方在1913年2月进入中华书局,出任副局长。但中华书局设置副局长的职务,则是此前一年的事情。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制之前,由创办人会议决定公司事项。1912年3月24日,在陆费逵进局不久,召开了第一次创办人会议。《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次会议》(中华书局总编室档案000002号)档案显示,这次创办人会议商讨了即将发行的股票出名办法:“创办人名下之票,正副局长出名。外人股票,由局长出名,副局长空出,容后补填。”显示出创局三个月之后,便有副局长职位的设置。

  此句之外,这份会议档案还涉及中华书局的几位创办人。档案中这次创办人会议的签名人共有5位:继方、伯鸿、寅、厚功、雪卿。钱炳寰先生在《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中说本次会议出席人为沈继方(季芳)、陆费逵(伯鸿)、陈寅(协恭)、戴克敦(懋哉)、沈颐(朵山),得出中华书局由此五人集资发起。但“厚功”和“雪卿”就是戴克敦和沈颐的结论,他证不多。当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创办人会议,有“伯鸿、继方、懋哉、协恭”四人签名,戴克敦直接签署的是“懋哉”,沈颐或朵山的签名依然没有出现。尤其是第二次会议决定股本增为七万五千元,其中书局创立时的两万五千元旧股翻倍为五万元,另外“留二万五千元备办事人无股者、及外间有关系者。附入者一人至多不得过二千元,且需经创办人会议议决”(《十月初一日第二次会议》,见中华书局总编室档案000005号)。在新增添的附入者中,专门记录有“沈朵山二千元,已收一千五百元”。可见沈颐是第二次增股时才成为股东的,并不具有原始出资人的身份。

  之所以提及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问题,是因为早期几位创办人的职位轮换,与沈知方担任的副局长有微妙关系。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成立时,陆费逵还没有脱离商务印书馆,陈寅主持其事。陆费逵入职后担任局长,陈寅改任事务长,汪海秋、戴懋哉先后担任编辑长。等到一年后聘任范源濂担任编辑长,则继续推衍,“戴懋哉君旧任编辑长现任事务长,陈协恭君旧任事务长现任营业长”(中华书局总编室档案000003号)。也就是说在沈知方到局之前,陆费逵、陈寅、戴克敦等创办人,依次担任中华书局的局长、编辑长、事务长等职位。副局长一职始终空缺。

  在中华书局的行政架构中,“以局长为首领,执行局务。各机关均属之。与局长连带负责主持各务者,有副局长一人,理事四人,所长三人”。创局第五年在提交给董事会的报告中,重要职员排序为“局长陆费逵,副局长沈知方,理事陈寅、戴克敦……”,[2]可见中华书局副局长职位,处于局长之下第二重要的位置。那么,为何最早主持中华书局事务的陈寅在陆费逵担任局长之后,仅仅担任事务长而没有出任副局长呢?为何中华书局在股票署名时不怕麻烦,“副局长空出,容后补填”,也不议决某一个创办人先行兼任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书局设立副局长职位之时,已经有了特定的人选——沈知方。

  这个结论,涉及沈知方提及的“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的问题。关于中华书局创办的流行说法,是辛亥革命前后,商务决策层对于是否准备一套革命教科书犹豫不决。张元济“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3]总经理夏瑞芳咨询了陆费逵等人,陆费逵也言之凿凿,认为革命不能成功,新式教科书不必准备。但私下里,陆费逵则偷偷约着几个同志策划了一套革命教科书,待到民国肇建,陆费逵等便脱离商务,另立中华书局,以革命教科书很快取得一席之地。这种特洛伊式的创局之路,成为中华书局创办的主流叙述。但对于具体的细节,则有不同说法。涉及沈知方的有如下几种,一是开明老人章锡琛的回忆:

  他(陆费逵)趁商务周转不灵、业务暂时萎缩的时期,暗中跟国文部编辑戴克敦和发行所沈知方等计划,筹集资金贰万伍仟元,另行创办出版机构,约聘商务解职和留所的编辑人员,秘密编辑中小学教科书。[4]

  与此类似,民国出版人平襟亚说夏瑞芳当时被沈知方误导了:

  夏粹芳(瑞芳)向沈知方征求意见,沈已胸有成竹,只推托人微言轻,事关国家大势,不便置喙,但若改编太早,人将指摘我馆为革命党机关,有杀头封门之危险。依本人之见,还得照常办理,何况革命党声势虽大,要推翻清朝恐难成事实。夏粹芳听信了沈的意见,力主照常印刷。谁知沈早有准备,他另与一批朋友们日夜赶编倾向于革命的教科书。[5]

  民国报人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中则指出沈知方是中华书局的同谋者,“沈为人精明强干,眼光敏锐,其最为大胆而卓越者,则为辛亥未起义前,彼即料定中国革命必成功,尝怂恿中华书局总经理秘密编辑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总经理从之”。[6]即在陆费逵去世时,陆费逵的弟弟陆费执在《陆费伯鸿先生传略》中,也把沈知方(芝芳)列为私下编撰新式教科书的几人之一。这些记述,似乎印证了沈知方在陆费逵去世前二年所写的“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的结论。但因为沈知方在书局创办一年之后才加入中华书局,加之有学者认为说沈知方编书是与沈颐搞混了,说沈知方是书局创办人是与沈继方(季芳)搞混了,从而使沈知方与中华书局的创办扑朔迷离。正如有学者所言,“至于其中是谁误导了商务,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有人说是陆费逵,有人说是沈知方”,[7]也成了一段出版轶事。

  虽然尚无档案直接证明沈知方参与创办,但沈知方为何1913年年初才进入中华书局,却与他的合同有关。1902年年初沈知方进入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先有五年之约,到期后续签五年,到1913年年初期满。1945年《海风》杂志上《沈知方在商务印书馆的绰号》一文中也提及,“这时候,陆费伯鸿已正式脱离商务,做了中华的局长了。只有沈知方却因合同未满,未便脱离,同样的,商务亦未便辞退他”。这一细节,从时间点上例证了沈知方为何到1913年年初才“既出商务印书馆”,也未列名中华书局创办人的原因。

  此外,民元革命前后沈知方的革命热情,也可作为沈知方密谋新式教科书的一个旁证。根据陈乃乾、叶九如等时人的记载,1911年春天,上海书业商团正式成立,共有团员120余人,并加入上海商团公会。推举名誉会长席子佩、陈润夫、夏瑞芳,正副会长陈咏和、叶九如、沈芝芳。书业商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业联谊会,而是具有浓厚革命情结的“民兵”组织。为此,书业商团聘刘逊谦、陶叔言、周长康为教练,对成员进行武装训练。1911年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举行起义。书业商团的成员随同革命党军出发,将革命旗帜竖立于上海城垣,并张贴安民告示,收降兵备道署卫队及硝磺局军械库防营,当夜参加进攻制造局。因为上海光复时书业商团著有劳绩,都督陈其美曾题写“急公好义”匾额相赠。[8]这个掌故,也为章锡琛等人指出的沈知方与陆费逵秘密策划革命教科书之论提供了旁证。


  二、文明书局协理:初办期刊


  沈知方进入中华书局后主要负责发行,他发挥在旧书业中的影响力,依托各地工商大佬以及乡绅,以合资或参股的方式开办分局或代办处,迅速扩充了中华书局的全国架构,“极称得力”。沈知方加入中华书局半年多后,1913年11月23日第四次股东会议报告显示,第三届(1913年1—6月)贸易总数计35万余元,较之去年上半年约4倍,较之去年下半年约2.5倍。到了1913年年底,中华书局的各地分局,已设北京、奉天、保定、开封、广州等16处。不过沈知方毕竟是副局长,这些成绩很难单独切出,加于其身。这一时期最能反映沈知方发行才能的工作,是他主持并入中华书局的文明书局。

  1915年8月26日,中华书局董事会致各位董事的报告中,汇报了文明书局的合并事宜:“文明书局兹由本局兼并,所有存货、生财、房屋、地产均已移交,将来总厂总店落成,亦拟一并并入,惟牌号仍留存。”时任中华书局副局长的沈知方,担任文明书局协理,主持局务。沈知方接手的第一大事,便是邀约通俗小说名家包天笑担任主编,创办了《小说大观》。

  《小说大观》创刊于1915年8月,至1921年6月停刊,共出版15期,是中国通俗小说第一季刊,时人即称许“在杂志中最伟大最充实的要推《小说大观》为第一”。[9]包天笑回忆说:“《小说大观》是以文明书局名义出版的,那时文明书局已归于中华书局了,而它的名义尚在,不过做了中华书局一个附庸……主其事者为沈子方,那时还没有开办他的世界书局,便经理文明书局。”[10]

  《小说大观》创刊后,包天笑与沈知方围绕刊名有过一场争论:“为了这《小说大观》四字,我颇与沈子方(知方),文明书局的主办者争执一下。我主张用《今小说》三字,否则老老实实用《小说季刊》四字……然而他们是书贾,是注意生意眼的,用大观两字,足以表示内容丰富。因为是季刊,要三个月出一册,安得不以丰富示人呢。”[11]在包天笑眼里,对于小说大观这个名称,嫌它太庸俗,不雅驯。但沈知方则认为:“我们一出版就要使人家轰动。我们决定以后,我就要预先登广告,如果用小说大观这个名字,我在推销上,大有把握,若用别的名字,我就不敢说了。”包天笑没有办法,只得屈从。因为包天笑深知,沈知方“是在发行上有把握的人,我们不能不相信他”。[12]

  自然,杂志出版以后的市场表现,也验证了沈知方的发行能力。《小说大观》每期300多页,还有十几页的铜板插画,厚实美观。定价每册一元,在当时简直高得离谱,包天笑也感到吃惊,“以前的杂志,从未有每册售至一元的,普通不过二三角,若售至四角的,购者已嫌太贵。但《小说大观》则售至一元”。而同时通俗期刊的当家花旦《礼拜六》,最低的时候,一期只卖五分钱。《小说大观》顶着包天笑看来庸俗的刊名,标着普通杂志三四倍的价格,一炮而红,使得包天笑事后也佩服沈知方的市场眼光,称赞他“生意眼却不差,出版后果然畅销”。[13] 1914年1月,中华书局曾创办《中华小说界》,试图在当时兴盛的通俗期刊市场分一杯羹,无奈影响不大。《小说大观》兴盛之后,得与中华图书馆的《礼拜六》和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鼎足而三,终为中华书局赢得通俗文学市场一席之地。

  《小说大观》之外,文明书局还石印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小说。1915年,凡60册的《说序》出版,收汉魏至明清笔记170 种。沈知方负责策划与发行,沈知方的老友王均卿主持内容编选。此后更大规模的《笔记小说大观》21种50册,《清代笔记丛书》41种等,则以进步书局的名义在1920年代出版。中国历代笔记名作,于兹搜罗殆尽。这里的进步书局,是文明书局的一个副牌,也由沈知方负责。陈乃乾说“知方任中华书局副经理,别自设进步书局编辑所于三马路惠福里”,[14]指的就是这种一局两面的场景。


  三、古书流通处:旧版书圣殿


  沈知方任职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时,不安于中层职位,在外面合办了声势不小的国学扶轮社。进入中华书局之后,虽然居于一人之下,但时间一长,似乎也并不甘心。他的长孙沈柏宏先生说中华书局发达兴旺之后,沈知方总想一展宏图,于是后来就离开了。熊尚厚先生也有类似说法,“沈知方推销中华书局教科书,以旧书商为发行网,销路不胫而走。中华书局声望一时崛起,沈的地位亦随之提高。沈遂另谋出路,1916年抽回中华书局投资离去”。[15]这里的“投资”,就是1916年沈知方与陈立炎一起合办了“言版本者江南第一”的古书流通处。

  古书流通处的诞生,要从浙东鄞县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说起。抱经楼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宁波与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齐名。1914年,卢氏子孙难以为继,抱经楼的藏书再次散出,轰动一时。当时正在上海经营六艺书局的陈立炎对这批珍宝颇为艳羡,但他经营的六艺书局濒临破产,徒有羡鱼之情。沈知方得知此事之后,邀约师兄魏炳荣一起,投资两万余元,全部收购。在三马路惠福里的进步书局编辑所里面,腾出西厢房陈列抱经楼的藏书,挂一牌匾为古书流通处。

  抱经楼藏书版本精良,入市之后,海内惊叹,古书流通处也成为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古旧书店。现代旧书业元老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说:

  三十年来,大江以南言版本者,书肆以古书流通处为第一,藏书售出者以抱经楼为第一。古书流通处初开幕时,列架数十,无一为道光以后之物,明刻名钞,俯拾即是。入其肆者,如堕万宝山中。今之抱残守阙自命为收藏家者,曾不足当一鳞片甲也。[16]

  古书流通处的坊址前后迁移数次,自惠福里迁麦家圈仁济医院隔壁,再迁广西路小花园,历时九年。古书流通处的业务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古典旧籍的收购和销售,“凡藏家之大批售出者,悉为其网罗,如百川之朝宗于海焉。其中最著者为缪筱珊之艺风堂及嘉定缪谷似(寿丰)两家之藏”,一时之间,古书流通处成为当时藏书家眼中的圣地。陈乃乾说,“沈知方晚年亦好聚书,尝编印粹芬阁藏书目录一册。在当时则专力于出版事业,故于抱经楼书不留片纸”,[17]可知旧籍销售是古书流通处当时的主要业务。另一方面则是销售之外,古典旧籍的翻印和出版。沈知方毕竟是个出版人,胡道静《陈乃乾文集序》曾说及:“名曰流通处,志不仅在于赙售之间,而欲使之兼具出版之械能。辄以古书一经售出,则如黄鹤飞去,不可后返。凿以其在手之日,焉之影印,则以一化百,乃可普及。”[18]古书流通处的出版业务分为两类。一是对于明版的旧藏,主要采用影印的方式,求以一化百的出版功效。二是对于抱经楼的钞校本,不断售出之后,发现奇货可居,后期开始仿造。“尝伪刻抱经楼等藏印,且雇钞胥三人,每日以旧棉纸桃花纸等传钞各书,钤印其上,悉售善价”。[19]古书流通处这种鱼目混珠的方式,在后来世界书局策划的三大伪书里有着熟悉的影子。


  四、黯然离职:唯一的副局长


  1917年1月21日,沈知方提交了辞职信,“因他方关系兼办别业,以致事务纷繁,日不暇给。目前所办华昌火柴公司正在扩张,中华制药公司亟待进行。兼筹并顾则力有不支,舍彼就此又势所不能”,[20]辞去了中华书局副局长,挂冠而去。沈知方辞职之后,中华书局董事会决议副局长不再补人,所办各事即由诸理事分任,沈知方就成为中华书局历史上唯一的副局长。

  沈知方离任之时,正值中华书局的“民六危机”。这场危机之前,沈知方“兼办别业”挪用了三万元公款,等到“民六危机”引起挤兑风潮,他申请改为公司欠款,使书局财务雪上加霜。此后陆费逵在复股东查账代表的信中检讨书局制度,首先以沈知方为例:“董事兼副局长沈知方的欠款三万元,湘局经理王衡甫的欠款二万余元,均系先挪用后改为押款的,并非债务抵进押品,自叹才短力薄,用人不当。”[21]中华书局创办20年之后,陆费逵依然不忘这件事,“副局长某君个人破产,公私均受其累”。[22]可见到了离开中华书局的时候,陆费逵对沈知方的观感之恶。虽然有学者记述,“民六危机”之时陆费逵遭遇了一件讼案,因为沈知方的善于交际,帮助化解得以了结,[23]但似乎不能抵消陆费逵的怨气。陆费逵的记述流传甚广,以致给人一种印象,沈知方在中华书局只做了一件事:因为个人破产,导致公司陷入危机。

  当然,这并不是事实。“民六危机”后慨然出手组织“维华银团”的常州富商吴镜渊(有伦),与另一位监察黄毅之在认真查账之后提交董事会的《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中,详细说明了中华书局陷入危机的原因:

  据以前之报告,不外欧战方殷,原料昂贵,国内多故,金融恐慌,局长去年卧病三月,副局长去年亏空累万。凡此诚足致病之由,然皆外感而非致命之原因也。致命之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第三原因。有此三因,即无时局影响、人事变迁,失败亦均不免。[24]

  报告中所提的三大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中华书局在早期发展顺利之后,书局的决策层陡生冒进之心,采取了一种盲目扩张式的发展思路。如归为第一原因的进行无计划,主要表现为:“编辑进行太骤,现存各稿非二三年不能出完,稿费不下十万。次为印刷机械太多,地基过大……次为分局开设太滥……次为计划过于久大,不顾自己实力。”而第三条开支太大,导致的结果就是“漏厄日甚,现金日少,欲不搁浅不可得矣”,“财产日增,现款日少……若不减缩支出而欲其不失败,难矣”。[25]因而在吸收的存款面临挤兑,就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多年以后,吴镜渊的孙子吴中回忆此事时也说,“中华书局在1914-1915年发展太快,将吸收存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超过负担能力,周转失灵,无法归还存户存款,至1917年濒临破产”。[26]

  吴敬渊提交调查报告的时候,陆费逵已经卸掉局长之职,但被董事会推选暂任司理,主持局务。根据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他列席了此后每一次的董事会,也就是说他清晰了解吴镜渊等人的调查结论。但他忽略自己经常请假和其他原因(如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中1914年7月11日,“局长近患足疾,未能步履,届时拟顺延数天,俟有定期,再当通告”。类似推延董事会召开的记录出现几次),却念念不忘沈知方的亏空,可知二人之间的合作,已经没有了“与陆费伯鸿创办中华书局”时期的默契。在应文婵的记述中,沈知方离开中华书局,是因为与中华书局股东陈协恭意见不合。[27]更说明了在担任4年副局长之后,沈知方与陆费逵、陈寅等创局诸公,已经形同陌路。加之沈知方在中华书局之外另有古书流通处等琵琶别抱之举,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民六危机”,沈知方的离开也是早晚的事情。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孤岛文学研究”(2016BWX00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沈知方.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刊行序[M].语译广解四书读本.上海:启明书局,1941:1

  [2]中华书局五年概况[M].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169

  [3]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M].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195

  [4]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M].文史资料选辑(第15卷第4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1:63

  [5]平襟亚.上海出版界琐闻·书业闯将沈知方[M].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232

  [6]喻血轮.沈知方与世界书局[M].绮情楼杂记.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244

  [7]周其厚.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M].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55

  [8]陈乃乾.上海市书业工会史[M].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9][11][13]包天笑.我与杂志界[M].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401,401,384

  [10][1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374,375

  [14][16][17][19]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M].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415-43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三辑)[M].中华书局,1976:120

  [18]胡道静.陈乃乾文集序[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

  [20][24][25]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2:30

  [21][26]吴中.我所知道的“维华银团”[M].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88-190

  [22]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M].俞筱尧.陆费逵与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2:470

  [23]王建辉.沈知方:冒险和投机兼备的出版家[J].出版广角, 2001(06)

  [27]应文婵.文化事业中一段掌故——忆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M].书斋志异.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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