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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驯家族与闽西四堡刻书业起源

2020-06-19 11:10 《中国出版》 马经标 次阅读 条评论

  [摘   要]  四堡所在的福建汀州府自宋以来便有刻书实践。明清两代马驯家族曾多次参与汀州府县志的编修。马驯为弘治版《上杭县志》考订、编次、撰文并作序,马上荣作为“汇修”负责编修了崇祯版《汀州府志》。马驯后人将汀州“官刻”技术与自己的“私刻”实践相结合,为四堡刻书业从文化和技术上奠定了坚实基础。马驯为四堡刻书业奠基人,天启间马上荣所刻《乐丘遗集》开启了四堡的“私刻”,马维翰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则开启了四堡的“坊刻”。

  [关键词]  马驯家族   汀州府县志   四堡刻书业   乐丘遗集   马上荣   马维翰



  闽西四堡是继建阳后崛起的南中国坊刻中心之一,汀版是建版的延续,四堡雕版是汀版的杰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堡刻书业的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马卡丹和邹日升这两位四堡刻书业马、邹两大家族后人的先导性研究与宣传在此起了关键作用,而后又有包筠雅(Cynthia Brokaw)、陈支平、刘永华、吴世灯、谢江飞、徐长生等中外学者卓有成果的研究。在四堡刻书业的起源研究方面,以往学界多立足于“雕版外省引进说”,但随着史实的不断发现,“引进说”越来越难以立足。吴世灯《建阳书坊的衰落与四堡书坊的崛起》对坊刻著、编、校人才重要性的认知,方彥寿《宋元时期汀州官私刻书考略》关于汀版刻印工艺源于建阳的论述,给笔者研究四堡刻书业的起源以很大的启发。


  一、雕版引进说掩盖了四堡印书业起源的真相


  关于四堡刻书业的起源,以往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误区:把书业起源归结到雕版或者雕版技术的引进。南宋刻本《古灵先生集》和《嵩山文集》刻印者署“临汀郡庠”,便有附会南宋状元邹应龙(生卒年不详)引进了雕版开坊刻书之说;又有马驯(1421—1496)从汉口引进雕版的“成化说”和邹学圣(1523—1598)从杭州引进雕版的“万历说”;还有从广东带回雕版技术的“清初邹葆初(1619—?)说”。“雕版”(即“雕刻印板”)不等于“雕版印书业”。这些观点都犯了哲学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以偏概全错误,夸大了雕版在整个图书生产流程中的作用,忽视了图书生产过程中“(著)编印发”的其他环节,从而掩盖了四堡刻书业起源的真相。


  二、从参修官刻府县志书接触编印


  关于四堡刻书的起源,除四堡当地的族谱之外,也许可以从相关的方志搜寻到一些比较可靠的线索。

  1.马驯将地方志编修和刻印经验带回家乡的历史线索

  马驯,四堡(现属连城县,旧属长汀县,长汀为古汀州府治)人,字德良,号乐丘,正统十年进士;历任礼部观政,户部主事、郎中,四川布政司左参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湖广巡抚等官职;成化二十三年(1487)以右都御史致仕归乡;弘治九年(1496)卒。马驯在四川为官13年,后巡抚湖广7年。其间,正是明朝地方志编修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资料所限,马驯与这些地方志的关系已经难窥真相。但职务决定其必须阅读当地志书,以了解当地情况,决定施政方略。

  据冯任所纂天启《成都府志·艺文志》中收录的彭韶(1430—1495)撰写的成化版《〈成都志〉序》[1]可知,李敏(1425—1491)未待《成都志》告竣而调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马驯于成化十三年(1477)由四川右布政使接李敏任四川左布政使。依照公务交接的惯例,彭韶的《成都志》应该是在新任左布政使马驯的支持下完成最后的校订与刊印的。成化十四(1478)年彭韶升任广东左布政使,从四川离任,因此至迟此年《成都志》已经刻印完毕。据此,马驯对志书的编辑与刊印并不陌生。这应是其致仕后受邀参与《上杭县志》的考订、编次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四堡马氏认为四堡印书业的起源与马驯有关的历史线索。

  2.马驯开启了四堡马氏参与汀州府县志编修的历史

  马驯为四堡最早接触编印技术的人,马驯少年时的业师曾兰便已刻印《举业启蒙》和《策海集成》,后来宦游时又广泛接触四川和湖广梓行的地方志,致仕之后又参与家乡方志的编修。

  马驯考订、编次弘治版《上杭县志》。弘治六年刊印的《上杭县志》编修者萧宏等人请求致仕归乡的马驯:“历官中外,涉猎世故颇久,请加考订而编次之。”[2]其实,因马驯曾经参与过志书的编印工作,他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马驯接受了邀请,为《上杭县志》考订、编次并作序,还撰写了《褒忠祠祭田记》一文。由于马驯的身体原因,这些工作应该是在儿孙的协助下完成的。这是马驯家族一次难得的图书编辑实践。

  马驯对吴文度版《汀州府志》的参与。马驯与主持编修弘治版《汀州府志》(弘治十年刊印)的汀州知府吴文度交往密切。马驯不顾年老体衰,为《汀州府志》撰写诗文,以示支持。

  吴文度版《汀州府志》收录了马驯的《鄞江八景》《褒忠祠祭田记》《新创守备行司记》等多篇诗文,其中,《褒忠祠祭田记》和《新创守备行司记》这两篇记述时事的文章,应是马驯专为修志而撰写的,褒忠祠在上杭县,守备行司则在武平县。从文章内容来看,为了撰写这两篇文章,他应是踏看过那两地才撰写的。这对于“目不待矣”并正在指导孙儿马文明编修族谱的马驯来说,实属不易。通过《新创守备行司记》中数度提及吴文度可以看出马驯对吴文度的欣赏与褒扬,以及对吴文度编修《汀州府志》的支持。从马驯为《汀州府志》撰稿来说,马驯也算是吴文度版《汀州府志》编修的实际参与者。

  马驯开启了四堡马氏参修《汀州府志》的历史,此后,四堡马氏三次参修《汀州府志》。其一是马上荣“汇修”崇祯版《汀州府志》,其二是马上勋主修顺治版《汀州府志》,其三是马履谦作为“校修”参与了曾曰瑛乾隆版《汀州府志》。此外,四堡马氏族人也参与了《长汀县志》的编修。

  3.《马氏族谱》与《乐丘遗录》训练了马氏族人的编辑和著述能力

  四堡《马氏族谱》创修于明正统四年,由曾任磁州知州的马河图(马驯的叔父)与马驯的父亲马任敏首创。经邓茂七之乱,“其谱遂失,止遗手稿”[3]。马驯年轻时,也曾着手修谱,但终因公务繁忙而作罢;致仕后,俗务繁多,族谱的修订一拖再拖。弘治八年(1495),自知来日无多的马驯命长孙马文明主持修谱。马驯希望通过修谱加强族人的凝聚力并敦化礼教,同时“以俟秉笔君子姑备文献之一征”[4]。弘治八年(1495)春,马文明开始主持修谱,弘治九年(1496)春在马驯去世前完成。

  马驯应是在致仕前就已经在为自己文集进行筹划了,并请同年商辂、故交马文升为自己的文集写序跋。[5]但《乐丘遗录》最终成书却在马驯去世之后,由其长孙马文明整理完成。临川袁宜(震斋) 《喜集〈乐丘遗录〉书成并引》的诗前小引写道:

  马君文明,字瑞之,别号交竹,乃大中丞冢孙也。抄集厥祖自乡试以迄谕葬,上而玉音勅诰,下而士夫所作荣生哀死词翰,汇成一帙,免致散失。既成,出以示予;予嘉其志,作此以美之,长短未暇计也。[6]

  《乐丘遗录》既收集了马驯自己的作品,也收录“士夫”赠和的“词翰”,还有朝廷的勅诰等。这些资料与《马氏族谱》一样具有文献价值。这些工作训练了马氏族人的编辑和著述的能力,也激起四堡马氏业儒与著述的热情。其实,马文明之父马综在成化年间就已著有诗集《兰坡琴趣》,辑有画册《适情图》。[7]这些编辑和著述经验为四堡马氏开创刻书业做了最初的准备。


  三、《乐丘遗集》:马氏私刻之始


  马上荣镌刻先祖马驯的《乐丘遗集》,标志着四堡马氏私刻的开始;而作为《汀州府志》的汇修,则标志着四堡马氏更深入地参与地方志的编修。

  1.天启年间,马上荣所刻《乐丘遗集》为四堡马氏第一部有明确记载的私刻文集

  马文明所辑《乐丘遗录》历经百年的岁月消磨,已经损毁严重。马上荣决定重新整理并刊刻,将整理好的文集定名为《乐丘遗集》,并写了《恳序〈乐丘公遗集〉状》,恳请当时的汀州推官寇从化作序。[8]寇从化支持马上荣的修订,为之作《〈乐丘遗集〉序》。[9]为了更好地保存祖先的遗文,“备文献之一征”,马上荣将《乐丘遗集》镌刻成书。马天根、马天植、马上荣都为此赋同题的《镌〈乐丘公遗集〉作》诗志庆。[10]

  根据寇从化天启三年至天启七年在汀州的时间以及马天根天启六年赴任海宁县丞[11]推断,《乐丘遗集》刊刻于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之间,这是四堡马氏第一部有明确记载的私刻文集。马上勋的《岩耕堂诗文》《闲情偶集》合刻是另一部有记载的刊刻文集。这是四堡出现坊刻之前马氏的两次刻书记录,而且崇祯版《汀州府志》中明确记录了刻工的来源,有汀州本地宁化的刻工,也有本省建阳刻工,还有来自江西的刻工。这说明,到了明后期,无论官私刻,刻印技术并不需要从外省引进。

  2.崇祯年间,马上荣“汇修”《汀州府志》

  继吴文度主持编修弘治版《汀州府志》后,嘉靖年间邵有道续修《汀州府志》,沿用了吴文度版的体例,增收了吴文度版《汀州府志》未及收录的马驯神道碑碑文和墓志铭。[12]吴文度版和邵有道版《汀州府志》保存了宝贵的资料,为马上荣再修《汀州府志》做了准备。

  崇祯六年(1633)马上荣(1590—1648)续修《汀州府志》。这崇祯版《汀州府志》的编修可谓一波三折:

  世庙六年,大修汀志。总裁者东汇邵郡伯,分纂者伍公晏、王公惟伋、李公孟魁。阅滋百十余年,微特板漫漶不可读,其世远事湮,曷可胜纪?崇祯癸甲之役,笪郡伯我贞师属愚续修。以时倥偬,仅为略二册以复。越乙年,郡伯唐玄谷师来莅我土,百废俱兴;念郡乘残缺,复以必成相属。辞不获,乃仿旧志与闽新书,修饰其则侧面为之……[13]

  从上述马上荣《汀州府志·志述》的引文可见:崇祯六年癸酉(1633),汀州知府笪继良[14]就让马上荣开始修《汀州府志》,修了两年(癸酉、甲戌),修成两册。崇祯八年乙亥(1635),笪继良离任。唐世涵(号玄谷)继任汀州知府,让马上荣续修府志。崇祯十年(1637),唐世涵版(准确地说,是笪继良、唐世涵版)《汀州府志》终于刊刻成书。此版既参考了前两版《汀州府志》,也参考了新版的《闽书》,增删图文,编成了二十四卷;参照原来的体例并进行了调整,分类更加合理,内容丰富而精炼,颇显文人趣味。

  四堡马氏有三人参加了这次《汀州府志》的编修,马上荣为“汇修”(相当于“总编辑”),其胞弟马上勋(1615—1684)与堂弟马燝如(生卒年不详)为“较修”。三人皆为马驯七世孙。马上勋后来还受郡守郭浩延请再次参修顺治版《汀州府志》,于顺治十年完成。[15]

  笪继良、唐世涵选择马上荣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马上荣“博极群书,诗歌、古文名动一时”,[16]以邑廪生任府志“汇修”可谓破格任用,可见笪、唐对其器重。第二,从马驯考订、编次《上杭县志》到马上荣参修《汀州府志》,四堡马氏文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儒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都相当有造诣:马景文著《恕轩诗集》,马孟复有《南陆山房稿》,马天根著有《听莺集》[17]《不偶人集》等,马鋐有《赤帙先声》(八卷),马上荣著有《啸草》诸稿,马上勋著有《铗语恨人集》《岩耕堂诗文》《闲情偶集》等。而马燝如善画(今湖南省博物馆还藏有他的《百雁图》),其画“士大夫家得之不啻如重宝”。[18]第三,天启年间,马上荣整理并刊刻了《乐丘遗集》。

  综上,四堡马氏族人在明末清初频繁参修官刻《汀州府志》,说明四堡马氏在明末汀州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参修府志又提高了四堡马氏的图书编辑能力与刻印技术水平,并拥有了刻工资源。马上荣与马上勋的刻书实践为马维翰(1639—1700)在四堡开启坊刻做了有益的探索,也为马维翰开启坊刻做好了文化和技术的准备。马上荣、马上勋是马维翰的叔公,马驯与马维翰的先祖马祖传是亲兄弟。


  四、马维翰首开四堡坊刻


  相较而言,在现有几位疑似四堡最早开设书坊的人中,马维翰是最具条件的,相关记载也是最为确切的。在此也首次考证出马维翰开设书坊的具体年份。

  1.马维翰具备开启坊刻的各种条件

  谢江飞先生说“开设书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二是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三是基本掌握雕版印书的应用技术”。[19]另外,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需要了解书籍受众和市场。

  根据上述开设书坊的“编、印、发”各方面的条件,笔者制作了一个表格,对据传比较可能的四堡三位书坊开创者进行比较。

  表1依据马邹两姓的民国版族谱记载,一般认为民国版族谱比较可信,因为那时没有要争“引进雕版”和“首创书坊”荣誉的意识。但细究民国版《邹氏族谱》关于邹葆初的记录之后,发现其实不然:连所谓民国版《邹氏族谱》也遭后人篡改“加塞”了。邹葆初“行实”谓“至康熙二十年辛酉,方搬回本里”,这与世系中所载的邹葆初卒年“康熙十一年壬子”相矛盾。四堡邹氏认为出错的应是“行实”中的回乡年份而不是世系记录的卒年,认为“康熙二十年辛酉”应为“康熙二年癸卯”。从校雠学角度看,数字和干支这样两相对应地同时出错的可能性极小。综观《邹氏族谱》邹葆初的行实和世系记录,都是疑点重重:行实部分有两个筒页皆为第一页,邹葆初的行实页有半个筒页空白却没有接排,且排在其伯祖运光和祖父运隆之前;邹葆初康熙二年回乡不合事理,四十三岁始得长子,此时长子不足一岁,不大可能携此稚子千里跋涉;邹葆初卒于康熙十一年六月,其妻曾益金卒于同年三月,继娶的刘秀金婚后不足两个月便于同年五月生下一子;谱载刘秀金生于崇祯十八年,但崇祯年号只有十七年;邹葆初卒时,长子启球才十周岁,其所创书坊如何延续经营150年?可见,邹葆初开书坊之说所依据的族谱记录难以置信。

  根据表1,三人之中只有马维翰才可能解决图书的“(著)编印发”所有环节的问题,具备开设书坊的全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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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康熙十三年(1674),马维翰在四堡开坊刻书,坊号万竹楼

  民国版十一修《马氏族谱》第七集《列传》收录的《厚斋公传》写道:

  公讳维翰,字翊腾,号厚斋,炳元公之长子也。有弟字崧(嵩)腾。公幼习举业,每见父劳瘁于家政,心甚痛焉。因请于父曰:“吾弟尚幼,吾父将老,一身难于肆应,不如弟读而男耕商,庶可以相佐乎!”父诺之。遂操持家政,兼贾书于江、广间者凡十四五年,颇获利。其父尝顾而乐之,而弟适夭,所遗一孤又患废疾。其父悲伤莫解,公自忖曰:“昔之远贾者,以有弟侍父母也,今唯吾一人矣。奉侍者诸未洗腆以为父母庆,先违颜以为父母忧,非计也,大不孝也。”乃不复业贾书,而募匠剞劂梨棘(枣),摹印书籍,以为诸贾贩,其利且倍蓰于远贾,而得朝夕奉侍于父母侧者又十余年,炳元翁夫妇尽天年、臻寿域而殁。……虽弃举业,事牵车,而古今书籍于当务之余,辄手不停披,领略其意,记诵其词,或叩之缕缕千言,有缘有尾,非徒剿说而已。

  《厚斋公传》交代了马维翰开设书坊的条件和原因,以及回乡开设书坊的时间线索。其中明确记载了马维翰是因胞弟夭折而回到四堡照顾父母和有残疾的侄子。查阅其唯一胞弟马维岳(字嵩腾)的世系记录可知,马维岳卒年为“康熙甲寅(1674)年二月初三日辰时”。根据《厚斋公传》引文“得朝夕奉侍于父母侧者又十余年,炳元翁夫妇尽天年、臻寿域而殁”提供的线索,再查世系得知马炳元“卒康熙癸亥(1683)年十二月初四日戌时”,马维翰母亲邹氏“卒康熙壬戌(1682)年十一月三十日戌时”。按后去世的马炳元卒年1683年计算,马维翰必须是弟弟去世的1674年当年回来,才可能“朝夕奉侍于父母侧者又十余年”。由此可以确定马维翰是在其胞弟去世的当年就回到了四堡。当年便开坊刻书也不是难事:有现成房屋,马上勋等有编印技术和刻工资源,四堡不缺纸张木材,摹刻的书籍更是不缺。所以,康熙十三年(1674)便是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四堡坊刻开始的年份。

  从马维翰创立万竹楼开始,四堡马屋的书坊蓬勃发展起来,康熙年间已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书坊,如马利群的经纶堂(1682)、马周群的本立堂(1688)、马定邦的文萃堂(1697)、马宽裕的文汇楼(1701)、马斯扬的务本堂(1712)、马兆宜的两仪堂(1721)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四堡马氏早在成化年间便已掌握编印技术,马驯将四川和湖广的方志编印经验和技术带回家乡,四堡马氏族人多次参修汀州府县志,进一步提高了书籍的编印技术,同时也激发了四堡马氏业儒和著述的热情,乃至天启年间马上荣开启了私人文集的私刻。四堡马氏的官刻与私刻的编印技术和经验,与马维翰的资金积累和发行能力(贾书)相结合,完全解决了坊刻经营的“(著)编印发”所有问题,于是,康熙十三年(1674),马维翰开启了四堡的坊刻。

  比马维翰更早从事贸易的人,很可能也有“贾书”的,而且“贾书”的货源很可能也是来自四堡,但是受限于目前阶段性发现的可靠证据,关于四堡刻书业的起源也只能基于现有证据得出上述阶段性结论。学界后续发现的新证,必将把研究引向深入,得出新的结论。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寄望学界与四堡曾涉足雕版印书业的马氏、邹氏、严氏、吴氏等一起努力发掘可靠新证,以推进对四堡刻书业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信出版集团)


  注释:

  [1]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艺文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2]故宫博物院.乾隆二十五年刊刻《上杭县志·马序》[M].福建府州县志·上杭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3][4]见民国三十四年版四堡孝思堂十一修《马氏族谱》所载马文明首修族谱旧序,厦门大学图书馆有馆藏。

  [5]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第十集《遗文》中马上荣的《恳序〈乐丘公遗集〉状》中写到“序跋经商公辂、马公文升仅末遗‘生而立业,殁而留芳’数语矣”。

  [6]见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第九集卷一的赠诗,第二十页。

  [7]见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第七集《列传》之《四公子传》和八集《赠文》的黎光大《题适情图》。

  [8]寇从化,天启二年进士,天启三年任汀州推官。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七年为兵部主事,去广西做考试官。

  [9]见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第八集《赠文》,24a—25b页。

  [10]见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第十一集《遗诗》。

  [11]见清许三礼、黄承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刊《海宁县志》的《职官志》,卷之五,四一页。

  [12]参看《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三九、四十)邵有道任“总裁”的《嘉靖汀州府志》(上、下册),1990年12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13]见崇祯十年刊唐世涵版《汀州府志》的马上荣《志述》。

  [14]笪继良于崇祯三年(1630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在任汀州知府。

  [15]见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世系卷七第七十六页。

  [16]参看刘国光、谢昌霖等撰修的清光绪五年刊本《长汀县志》。

  [17]唐世涵版和曾曰瑛版《汀州府志》均有载,刘国光版《长汀县志》也有载。

  [18]见民国三十四年版《马氏族谱》第七集《列传》中的《震阳公传》和《燝如公传》。

  [19]谢江飞.四堡遗珍[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6

  [20]邹学圣和邹葆初材料来源于民国版龙足乡五修《范阳邹氏族谱》的世系和卷末行实记录。

  [21]根据民国版《范阳邹氏族谱》记载,嘉靖二十七年,邹学圣的堂弟邹运光是龙足乡邹氏第一个考中秀才的人。其时邹学圣已为掾吏。可见邹学圣没有考中秀才,也没中过举。

  [22]宗承灏.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附录二

  [23]仲振履原本,张鹤龄续纂.《兴宁县志》清咸丰六年刻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6年

  [24]林子雄.明清广东书坊述略[J].图书馆论坛,200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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