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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内部组织与外部关系探微*

2020-08-05 11:38 《中国出版》 马 阳 艾红红 次阅读 条评论

  [摘   要]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不仅“出得早”“办得好”,而且“印得清”“销得多”,这既归功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和报社内部的高效组织,也依托于报社与社会各界尤其是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研究聚焦于这一时期《新华日报》的内部组织与外部关系,探索该报如何在特殊时期的国民党心脏地带拓植党群关系,使报社与民众形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从而赢得读者和民心。

  [关键词]  《新华日报》   组织运营   党的领导   群众路线



  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办报历史,80多年前的重庆《新华日报》可谓践行这一工作理念的典范。自1938年10月25日迁渝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强令停刊,《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出版达八年之久,还在逆境中创造了“出得早、办得好、印得清、销得多”的发行奇迹,正是得益于上述工作路线的贯彻与发扬。


  一、党的领导:《新华日报》建构内部组织的灵魂


  《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办于武汉,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由报社董事会具体负责。9月,根据抗战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周恩来出任书记。同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迁至陪都重庆。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在编辑、发行与广告等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1.通力协作、高效运转的组织结构

  《新华日报》属于国统区合法报纸,但代表中共中央发声,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和军事形势下,该报之受国共两党的重视程度自是不言而喻。报社内部成员的认识与行动一致,则是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首要条件。

  在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搭建起一个上下直通的组织体系。《新华日报》在渝出版的几年间,内部的职能部门有过几次调整,但直到1946年中共四川省委成立,报社改归四川省委领导之前,报社内大的结构基本不变。抗战结束前,主要是由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社董事会负责报纸发展方向、报纸编务发行、报社日常运营等事宜,董事会下设社务委员会、社论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三会之下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经理室分而列之,广告课归经理室管辖。经理室与编、印、发部门平行,突显了《新华日报》对报纸销售和广告收入的重视,这也是国统区中共党报运营模式的创新之举。比较同一时期国统区的其他报社,如国民党《中央日报》和私营的《大公报》,在各课室之上还设有不同层级的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新华日报》的三级架构更为简单直接,一线工作者与高层领导间更便于交流。事实也是如此,重庆八年期间,《新华日报》的领导与各工作人员之间彼此极为熟稔,互动频繁。这种极为精简的组织架构和上下互通的信息传递,保证了报社对内外异动的及时反应。

  通过组建学习小组、组织劳动竞赛等多种方式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报纸的编印质量。这是《新华日报》在重庆报刊中出类拔萃,“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的制度保障。报社编辑部同人每周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工作经验,研究报纸的编排版式和标题格式、印刷质量等问题。为了提升技术水平,各部门以“尽可能提早报纸出版时间”为目标,开展定期的检查评比和劳动竞赛。在分秒必争的严格要求下,《新华日报》的排字速度每小时最高达2000~2200多字;错字率平均只有3‰~4‰;拼版时间降低至20~30分钟,铸版时间10分钟左右;而浇版工作只花费15~21分钟,达到当时(1940年)重庆手工操作的最高水平。印刷部工人则每周利用两三个晚上时间,在熊复、任以沛的帮助下组织俄文、英文业余学习小组,这些参加学习的同志,后来都成长为排印外文文件的主要力量。[1]

  经常性地组织集体学习,以提高报社职工的政治觉悟。“报社的集体学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每周一次的时事报告,由有关领导同志主讲,使我们了解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另一种是通过学文化的形式学习政治,讲的通俗生动”。[2]在虎头岩下,报社的干部和工人每天挤出一个小时参加政治学习小组、自学政治理论,而且不论文化程度如何,不同的职工都能依自身情况而被划入适合的组次。对于文史哲基础薄弱或年龄较小的同志,则以文化课学习与先进性培养结合的方式提升思想与素养。《新华日报》的领导和编辑如周恩来、潘梓年、胡绳、徐光霄等都曾为员工开课,讲解党中央文件、党史党课,或帮助职工们强化理想信念、提高思想认识。南方局和报社的领导们还注重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周恩来经常召集报社负责同志开会(有时甚至是深夜),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精神;[3]对于报纸的新闻工作和言论方向,周恩来也会予以指导,将报社宣传方向置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之下。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也常给报社人员作工作报告,指导报社工作方向。张友渔任社长期间,号召报社人员坚持每周到省委去,学习当时形势政策,统一认识。[4]在成都工作时,他还每周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为工作人员讲解方针政策、形势及任务。在《新华日报》建构的集体认同和共同信仰中,每个员工都是“政治的人”,报纸的采编运行工作也成了“事业”而非职业。

  对采访和编辑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但绝不上纲上线。延安整风时期,《新华日报》社也学习了整风文件,周恩来在1942年四十五岁寿诞时于红岩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七条,带头开展自我批评,检查自身“理论修养不足,有些事务主义的缺点”;[5]社长潘梓年则在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立场、观点、方法”的报告;1942年5至7月,《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并以此作为整风的指针。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致电董必武,批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刊登了几篇宣传宋子文等国民党官员及宪政的文章,指出平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用头条大标题这样的安排太不妥当。董必武为此召开两次座谈会,几位当事人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等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南方局和报社领导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通过报社大会、周年总结等方式,多次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反复检查和反省工作中的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南方局和报社领导一方面严厉批评,深挖根源;另一方面严格把握界限,绝不上纲上线,不让人背思想包袱。以此方式处理和学习,当事人和报社负责人都表示完全接受,真正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生死与共、亲如家人的同事关系

  在多方势力角逐、政治生态复杂的国统区,《新华日报》面临艰难的办报环境,但是在对抗压迫和革命斗争的进程中,报社内部建立起了互助友爱、彼此信任的同事关系。

  通过集体场景的搭建与熏陶,强化职工的归属感。为方便职工生活,报社完善了医务室、员工食堂,还开办了免费的幼儿园、供销合作社。在中日战略相持的艰苦时期,报社领导还号召大家学习延安,自己动手种菜、养猪,改善生活。这种集体生活场域的搭建,使报社内部形成一个小而全的公有制体系,营造出家的感觉,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更强化了职工对组织的归属感。

  通过共同目标的设定与实施,在克服困难中凝聚信任。以《新华日报》独具特色的报童队伍为例,皖南事变中,《新华日报》通过吸纳流浪儿和贫苦儿童,培养起一批“机警灵活能战斗”的报纸发行队伍。报社不仅为报童提供食宿,还安排文化和政治授课,为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强化思想引导。周恩来十分关心报丁报童的生活学习情况,一次他到营业部会见客人时偶遇报童上课,便在旁边站立了好几分钟,课后细心向报社同志询问报童们的课程安排,并提出意见。[6]社长潘梓年在化龙桥编辑部工作时,经常利用进城办事的机会住在民生路营业处,了解报童们的生活,解决困难,教给他们革命道理和斗争方法。[7]熊瑾玎常深夜去报童(丁)宿舍巡视,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党和报社的爱护与培育下,报童们虽然大多只有十几岁,却胆大机灵、敢于斗争,对工作更是有极强信念感和执行力:新华报童们每天凌晨五点领取几百份报纸,下午四五点便可送完。为躲避特务的追踪、同时保护进步读者的安全,他们将报纸卷在过期刊物、信封乃至烟盒药瓶中,或在放学时、集市上等人多的地方投递至读者手中;或与读者约定好后将报纸放入树洞、墙缝夹层甚至坟头的石头下;甚至有几次把报纸藏在《中央日报》的报袋中顺利发出。在反封锁的斗争中,南方局和报社的领导们强调保护报童队伍的安全,若出现报童被抓的危险情况,“不论机关,都要派人去交涉营救”。一次报童被特务围攻时,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被打伤的报童,追回被宪兵查收的报纸,[8]还接过报纸亲自向群众发放。正是由于报社内部生死与共的集体氛围,报童(丁)家人即使知道工作危险,甚至受到来自国民党特务的人身威胁,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的工作;而《新华日报》的报童(丁)队伍,也从皖南事变时的12人,发展至1944年时的近150人。[9]

  总之,共同的精神信仰,平等的组织关系,使报社员工具有高度的奉献精神、责任意识和事业荣誉感,彼此结成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共同体。依托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新华日报》上下拧成一股绳。在报社全体的努力下,重庆每天第一个出现在读者手中的报纸就是《新华日报》。即使困难时期没有工资,只有一点津贴,员工的积极性也未受到丝毫影响。皖南事变后报社转移干部时,仍剩下80多名员工坚持工作,“党员和非党员都把自己的简历报送给延安党中央存案,以表示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10]

  3.身教言传、细致民主的领导作风

  一个高效的组织,必有优秀的领导。重庆《新华日报》上述成就的取得,实质是在当时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和报社领导知行合一的“软影响”下形成的。

  沿袭武汉时期的建制,重庆《新华日报》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何凯丰、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组成董事会,周恩来任董事长,直接负责《新华日报》的日常工作。周恩来青年时期即参与报纸工作,办报经验丰富。他常亲自指导采编工作,对报社人员提出高要求。据采访部主任陆诒回忆,周恩来在审阅其采访计划时指出,“特派员对本报采访之职责,不单限于写通讯稿,而应将通讯、搜集参考材料、供给编辑材料、建议等定为特派员之一般的职责;采访科应规定收集处理稿件办法,如登记、分类、送阅、发表或不发表,收回、类存等,均应由采访科正副主任负责处理”。石西民也提到,周恩来常教导他采编中“事实第一,先说事。把结论放在后头”。周恩来强调采编人员应“勤业勤学勤交友”——“一个编辑干部不仅会编,而且会写,会跑外勤还会印刷等等,反过来别的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如此”。逢记者外出采访,“他(周恩来)总要找他们谈话,交代任务,有时还要提供具体采访线索,指点注意事项”。[11]基于国统区的复杂形势,周恩来还经常对报社人员进行革命气节和保密教育。以周恩来当时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影响力,他对《新华日报》事无巨细的直接领导和参与,无疑形成其他报刊望尘莫及的保护力量。

  报社其他领导人同样体现出共产党人无私忘我的精神。总经理熊瑾玎及夫人朱端绶掌管着报社的财务,把报社经营所得的钱,全部用在了报社发展和党的事业中。即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因缺少10块钱医药费而病逝,熊瑾玎也不肯挪用社里的一分钱。但对报社的工作人员,熊瑾玎则关怀备至,“他走到报社的每个角落,遇到要处理的问题,随时和有关同志商量解决。同志们有什么困难和意见,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向他反映”。[12]

  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和报社领导不畏艰难的躬亲垂范,才奠定了报社的工作风格和运转基础。


  二、群众路线:《新华日报》拓展外部关系的法宝


  一个好的组织结构,必然是与其内外环境相匹配。匹配度高,组织的运转效力就高。面对国统区办报的重重阻碍,重庆《新华日报》除了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内部的工作效力和员工向心力,还扎根于各界群众,拓展对外交往。既依托重庆人民办报,在群众支持下建立起报社经营运转的物质根基;又立足读者,真正将党的政策与读者需求、社会诉求结合,发动群众参与报纸内容的建设,实行对象化和针对性传播;同时还在报社外深入群众工作,使报纸读者、社会大众通过与《新华日报》的具身接触或内容交互,明白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从而建构起“报社—读者—群众”之间的有机连接。

  1.依靠群众支持,打下物质基础

  《新华日报》虽然是国统区合法出版的中共机关报,却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封锁和迫害。报社不仅要认真办报,还要与国民党中宣部、新闻检查所周旋,因此更需要依靠群众,争取更多支持者。

  报社经营运转的部分财物包括房产、资金和纸张等,都是群众支持的。1939年5月重庆被敌机轰炸后,《新华日报》不得不放弃市区厂址。此时,支持革命、钦佩共产党的饶国模将其在红岩的地皮楼房租给南方局机关和十八军团驻渝办事处,将磁器口高峰寺的老宅借作印刷厂址。昆仑电影厂创始人任宗德则将其化龙桥新修自住的房子租给《新华日报》编辑部,并陆续资助《新华日报》上千万元的周转资金。之后,熊瑾玎从一个陈姓的非党朋友处租到化龙桥虎头岩下的一块地皮作为报社的新址;又相继在民生路建立营业部,在七星岗德兴里和纯阳洞建立采访课和发行课驻地。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面临着国民党的纸张封锁。万般无奈之下,报社只能寻求新的生机,创造性地依托地方群众,在重庆周边的产纸地建办纸厂,如与梁山地区赞同抗日的商人王炽森合办“川东纸厂”,在岳池县群众支持下建立“岳池小型纸厂”。这些自建纸厂不仅增加了报社可用纸数量,还曾帮助《中央日报》《新蜀报》解决过缺纸难题。

  《新华日报》的运行经费很多源自社会人士的捐助,而那些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主张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则成为了捐款的主体:如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因捐助千万资金而被称为《新华日报》的“小金库”,中国工矿公司的总经理鲁自诚也常暗中为报社提供经费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群众、爱国商人甚至国民党人士都曾与《新华日报》合作经营副业。除了上文提到的创办小型纸厂的业务,熊瑾玎还与任宗德夫妇合办“国防动力酒精厂”,与同情共产党主张的国民党员楚湘汇合力经营国民政府第二炼油厂并获得楚湘汇各种方式的捐款、油墨和煤汽油供应,这些副业盈利是《新华日报》在险峻环境中得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

  2.立足读者和群众需求,制定报纸内容及定价

  《新华日报》的采编工作与群众工作紧密联系,报纸立足读者,尤其是国统区底层群众的信息需求和表达诉求,采写新闻,反映舆论。“人所不敢说的话,我说;人所不能去的地方,我去”。[13]报社记者深入重庆各行各业的工人和贫民中采访,反映底层人民的悲苦境遇和迫切要求;通过报道和言论,联络、声援和指导群众开展反对压迫、改善贫苦地位的正义斗争。《新华日报》融入了对读者、对社会大众现实生活境况的政治性关怀,体现了该报直面现实解决难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路。

  “让人民自己讲话”是《新华日报》的采编原则。“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14]报纸开辟了《读者信箱》栏目刊登群众来稿,鼓励工人、青年及各职业读者踊跃投稿寄信,力求以报为媒传达出国统区人民的真实呼声。报纸的许多地方通讯则由读者中可靠的通讯员和作家积极分子供给。这一办报模式,织就了报社与读者之间“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的关系网络。

  扎根群众,还体现在报纸想群众之所想。延安整风后,为了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新华日报》于1942年9月18日开设《新华副刊》,增加了文艺作品和服务性内容,从思想文化到生活帮助,紧密围绕在读者周围,真正将群众性、教育性和通俗性结合一体,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副刊)是反法西斯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和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15]《新华副刊》面向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群众征集稿件与意见,力求副刊内容由广大群众共同书写。

  为了使人人都能读上报纸,《新华日报》还制定了优惠价格以飨读者。该报初期为“四分一份,每月一元”,后随物价上涨,变为“每份一角,每月两元”。[16]但为了照顾读者,《新华日报》“对一般公教人员按定价订阅,工人按定价七折或八折,对那些经济十分困难的工人和学生免费赠阅或半价订阅。”[17]订阅《群众》周刊的用户,可以按照八折优待。[18]同时,该报采用先送报后收款的方式分发,还在重大事件中免费赠阅报纸以曝真相、扩大影响力,如拒检运动中就免费发放了15万份“号外”,揭露蒋介石政府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以抢夺人民抗战果实的真实目的。

  3.借助报社工作,广结各方善缘

  除了深入底层群众,《新华日报》还进一步扩大与社会各阶层、各族群的交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践行群众路线。

  1942年后,《新华日报》开辟了《友声》专栏,专门刊登爱国民主人士对团结抗战,发展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友声》为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讲坛,如马寅初曾撰文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现象;郭沫若、宋庆龄、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也常在《友声》发表言论,表达对团结抗战、发展经济等问题的意见。《友声》广开言路、集结众议,成为游离于国共之外各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重要阵地,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极大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的坚持与呼吁,使散居海外各地的华侨受到极大的鼓舞,积极投入救亡战斗,《新华日报》则以“社论、短评、论文、通讯等多种形式,自抗战之始至抗战胜利,发出华侨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报道1079篇之多”。[19]一些青年学生也是通过阅读《新华日报》,或者接触报社的工作人员而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局的全新认识。当时有许多青年向往进入《新华日报》工作,抗战结束后留在重庆坚持工作的编辑和记者主要是从学生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据编辑廖永祥回忆:“(青年学生代表)每次进城,一些进步同学都要委托携带大批信件、稿件给报馆;见到报馆同志,往往促膝长谈;每次从报馆归来,都觉得耳目一新,浑身是劲;遇到形势紧张的时候,报馆采访部和编辑部青年组、社会服务组,都会派人来学校了解情况,对我们从各方面进行关心支持”。[20]

  在复杂危险的政治环境中,《新华日报》广结各方善缘,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动员,不仅唤起各界群众对报纸的支持,帮助报纸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更传递了精神力量,促进了民众觉醒,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三、结语


  “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1]抗战时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将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有机结合,于内部提升内聚力,于外部扩大影响力。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如同重庆《新华日报》前进的双腿,塑造了《新华日报》的组织运营路径,实现了该报党性与群众性、市场化与战斗性的有机融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民主党派报刊史研究”(19YGA77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250

  [2]李荣辉.我的回忆//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384

  [3]戈宝权.敬爱的周总理与《新华日报》//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7

  [4]张友渔.我和新华日报//石西民,范剑涯,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86

  [5][11] 韩辛茹.新华日报史 1938-1947[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51,94

  [6]于刚,郑新如.《新华日报》发行战线的反封锁斗争——铭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导[J].新闻研究资料,1979(1)

  [7]石西民,范剑涯.怀念社长潘梓年同志//石西民,范剑涯,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 

  [8]涂国林.针锋相对的五十天//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 [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293-294

  [9]左明德.拼搏、创造突破反动派的封锁——论《新华日报》在发行战线上的斗争//重庆/成都《新华日报》 《群众》周刊史学会编.新华之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术研讨论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85

  [10]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新华日报报志编委会编.新华日报80年:1938.1-2018.1[Z].2019:5

  [12]叶介甫.熊瑾玎.《新华日报》的“红色管家”[J].档案时空,2016(9)

  [13]廖永祥.最难忘的一课——回忆《新华日报》的群众工作//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202-203

  [14]吴敏.我们的信箱[N].新华日报,1938-01-11

  [15]新华日报编辑部.编者的话[N].新华日报,1942-09-18

  [16]新华日报编辑部.本报改定价目启示[N].新华日报,1941-02-01

  [17]69年首次从重庆回“娘家”:九旬老校对遥忆当年新华日报[EB/OL].新华报业网,http://js.xhby.net/system/2015/06/26/025241723.shtml

  [18]马秋海,等,编写.群众周刊大事记[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44

  [19]杨淑珍.《新华日报》对团结华侨参加抗战的历史作用//重庆、成都《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编.新华之光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术研讨论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76

  [20]廖永祥.从读者到编者//吴玉英,等,编.《新华日报》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393

  [21]范义,孙文鹏.恪守党的初心 密切联系群众[N].光明日报,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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