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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使人更亲社会吗?

——一项基于CGSS数据的初探

2020-08-25 14:32 《中国出版》 李 武 艾鹏亚 周 冬 次阅读 条评论

  [摘   要]   除了已被广泛证实的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知识和能力之外,阅读是否也可以使我们更加乐于助人?本研究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初步探索了阅读行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阅读对捐赠和志愿这两种亲社会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社会责任感在阅读和这两种亲社会行为之间都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  阅读行为  亲社会行为  社会责任感   CGSS2012



  阅读是一种人类行为,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古往今来,谁都无法否认阅读的重要性。“人能不食十二日,惟书安可一日无”“人离开了书,如同离开空气一样不能生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古今中外的名言名句无一不彰显着阅读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全民阅读工作。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也多次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积极推进全民阅读立法。[1]个人和社会都如此重视阅读,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开卷有益”。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阅读益处的洞察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感悟和内省。随着研究的深入,来自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利用实证方法对阅读的作用开展经验分析,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检验阅读对个体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关注阅读效果的实证文献中,大多数研究聚焦于阅读对人们识字水平、文本理解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促进作用,[2][3]系统分析阅读对个人道德素养影响的研究非常稀少。那么,除了被广泛证实的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知识和能力之外,阅读是否也有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素养,使人们更加亲社会和愿意帮助别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阅读又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为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利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对阅读行为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探分析,并基于现有数据揭示其内在影响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1.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s)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在概念上,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s)相对立,同时它比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s)更广泛。利他行为特指不期望有任何回报的亲社会行为。[4]在个体层面上,亲社会行为可以促进个体适应社会、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社会层面,亲社会行为也象征着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5]因此,亲社会行为长期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议题。早在1908年,麦独孤(McDougall)就注意到亲社会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父母般天性”所导致的“慈爱情感”的后续产物。但通常而言,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凯瑟琳·吉蒂·吉诺维斯(Katherine “Kitty” Genovese)被杀案件被认为是学界对亲社会行为研究的开端。在此次事件之外,两位心理学家拉塔内(Latane)和达利(Darley)对“旁观者冷漠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此后诸多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多滥觞于此。[6]

  至于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外延或行为类型,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比如,美国学者卡洛(Carlo)和兰德尔(Randall)根据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和情境,将之划分为利他性、依从性、情绪性、公开性、匿名性和紧急性六种亲社会行为。[7]国内学者张庆鹏和寇彧根据中国的文化语境,区分为利他性、遵规公益性、关系性和特质性四种行为类型。[8]但不管是采用何种标准进行划分,亲社会行为总是包含助人、捐赠、志愿、分享、安慰和关心等这些具体行为。慈善援助基金会委托盖洛普每年调查发布WGI(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报告,该报告就以助人行为、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这三种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指标对各国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进行排名。其中,助人行为指的是出于个人自愿对他人实施帮助或关心的行为,[9]捐赠行为特指向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提供金钱或物质援助的行为。不同于捐赠行为,志愿行为更像是一种有计划、更长期的活动。[10]相对于任何单一的亲社会行为类型,同时考虑两种或多种行为类型无疑有助于对亲社会行为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2.阅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除了探究亲社会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之外,研究者们对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也饶有兴趣。由于媒介是人们进行观察学习和获知社会规范的重要渠道,[11]因此已有学者就媒介使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探索。[12]从本质上看,阅读就是对书籍报刊这一特定媒介的使用。然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媒介使用和消费,鲜有研究关注阅读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根据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除了亲身经历之外,观察学习是个体进行社会学习的主要渠道。这种观察学习也被称为“替代学习”,是指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来达到对行为、认知和情感的学习效果。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直接接触的旁人通常比较有限,那些工作相对稳定的人更是如此。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对行为模式的习得主要来自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类媒介所建构的人物或故事。[13]施瓦尔贝也曾说,“通过阅读……你会愈发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阅读是一个连接他人的个体行为”。[14]

  在当前研究阅读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实证文献中,有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阅读行为能够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比如,约翰逊(Johnson)的两项研究都表明更多阅读小说的读者会表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5][16]杨伟鹏等人发现阅读社会主题绘本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17]韩(Han)等人则发现阅读榜样人物的内容也能提升大学生志愿行为的参与度。[18]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阅读行为对亲社会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作用。比如,马莱茨基(Malecki)等人的研究显示,尽管阅读小说改变了个体看待动物福利基金的态度,却没有促进个体的动物保护行为。[19]拉森(Larsan)等人则发现,阅读以拟人化动物为主角的故事没有产生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效果。[20]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阅读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关注不多,且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研究问题:阅读对亲社会行为是否有影响?若有影响,其效应如何?

  3.阅读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

  虽然观察学习理论指出了媒介使用或媒介内容接触对个体后续行为的影响,但并未阐明具体的发生机理,一般学习理论为我们洞悉背后的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一般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因素是刺激输入变量之一,包括书籍在内的媒介就是重要的情境变量,当个体使用媒介或接触媒介内容的时候,该情境变量就会和个体特质变量相互影响并激发个体的内部心理状态的改变,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和行为表现。[21]前文提及的约翰逊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共情能力是阅读作用于亲社会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也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心智理论(即个体感知和理解他人想法、情绪和感觉的能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变量。[22][23]但通常而言,在接受情境变量刺激后,个体的多个心理状态特征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情境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也存在可能的多个中介变量。

  虽然在书籍报刊中,也不乏各种类型的内容,甚至可能涉及一些反社会或暴力内容。但是,相对于其他媒介载体,几乎所有的社会对书籍报刊出版的审查和把关都会更加严格。在我国,政府更是强调出版业的社会效益,发挥出版物的价值观引导作用。作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统一体,出版物在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培养个体的道德素养和提升社会的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使命职责。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媒介消费,个体在阅读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亲社会内容,比如鼓励遵守规范的故事和对道德模范人物的塑造等,从而形成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早有研究证实社会责任感是预测个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24]规范激活模型也认为责任归属是激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25]

  鉴于上述分析和讨论,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社会责任感在阅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是否发挥中介效应?如是,则发挥部分还是完全中介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的A卷部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设计,问卷分为A卷和B卷两个部分,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数据采集。CGSS2012仅A卷数据囊括本研究所需的变量,共包含样本5819份,剔除存在缺失值的问卷后剩余有效样本量4747个。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为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对捐赠行为的测量在问卷中对应问项为:“在 2011年,您个人是否以货币、实物或所有权等形式进行过社会捐赠?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您个人自愿的、不以回报为目的向社会上的个人或机构进行的捐赠。”对志愿行为的测量在问卷中对应问项为:“在2011年,您个人是否参加过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您个人自愿的,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对社会或特定群体和个人的公益性活动。”两道问题对应的选项均为:“1=是,2=否”。本研究将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1=参加过,0=未参加过)。

  自变量为阅读行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将此操作化为阅读频率。对应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问题下对“读书/报纸/杂志”这一活动的测量,相应的选项为:“1=每天,2=一周数次,3=一月数次,4=一年数次或更少,5=从不”。为使模型系数便于解释,本研究将选项反向编码,即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1=从不,2=一年数次或更少,3=一月数次,4=一周数次,5=每天”。

  本研究对中介变量社会责任感的测量对应于问卷中的问项“下面这些关于公民权利、政府及社区的说法,您是否同意?”下面的陈述句“我想对社会做贡献”。填答者被要求根据自身情况给出对该陈述句的同意程度(1=非常同意,2=同意,3=比较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比较不同意,6=不同意,7=非常不同意)。同样,为使模型系数便于解释,本研究将选项反向编码(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比较不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比较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

  由于阅读是对书籍报刊特定媒介的消费和使用,因此个体其他媒介使用行为对阅读效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干扰”。鉴于此,本研究将其他常用的媒介(互联网、广播、电视)的使用频率作为控制变量。这三个媒体使用变量对应“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介的使用情况是?”,这里的“以下媒介”是指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广播和电视,对应选项为:“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为了更好地比较阅读和其他媒体使用行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同时将对上述三个媒介使用变量的定序测量转换为虚拟变量(1=使用过,0=未使用过)。

  本研究将多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这些变量包括:性别(1=男性,0=女性)、年龄、教育(受教育年限)①、收入(年总收入)、是否是党员(1=是党员,0=非党员)、是否是汉族(1=汉族,0=非汉族)、是否是农业户口(1=是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是否有宗教信仰(1=有宗教信仰,0=无宗教信仰)。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工具变量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到地方经济状况及相关财政支出可能与人均藏书量和地区居民阅读素养相关,本研究同时控制了地方GDP、地方教育支出和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变量。②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1.描述统计分析

  在用于本研究数据分析的4747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占54.6%,年龄(M=49.58,SD=15.76),教育程度(M=8.89,SD=4.55),收入(M=22422.38,SD=29164.55),党员占13.1%,农村户口占51.4%,汉族占91.2%,有宗教信仰者占13.8%。

  除了对样本分布进行描述统计之外,本研究对主要变量也进行了基本的描述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一年中参与捐赠行为的个体占33.2%,而参与志愿行为的个体占7.9%;在过去一年中,在空闲时间从不阅读的个体占38.0%,频率为“一年数次或更少”的占17.0%,频率为“一月数次”的占15.1%,频率为“一周数次”的占14.8%,频率为“每天”的则占15.0%;在过去一年中对其他三种媒介的使用频率情况如下:互联网使用(M=2.075,SD=1.486)、广播使用(M=1.912,SD=1.213)、电视使用(M=4.132,SD=0.997)。另外,在过去一年中从不使用互联网、广播和电视的个体占比分别为:61.6%、54.3%和2.5%。

  2.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两个因变量(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均为虚拟变量,因此使用Logistic回归进行模型估计。其中,模型(1)与模型(3)中,对阅读和其他三种媒介使用的测量为定序变量;而在模型(2)与模型(4)中,对阅读和其他三种媒介使用的测量为虚拟变量。

  模型(1)和模型(3)的拟合结果(见表1)表明,不论是对捐赠行为还是志愿行为,在控制了其他媒介使用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地方经济财政等相关变量之后,阅读都能正向预测个体的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的概率(均在0.0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换言之,阅读频率越高,人们开展捐赠行为(比值比=1.180,p<0.001)和志愿行为(比值比=1.333,p<0.001)的概率越高。模型(2)和模型(4)的拟合结果(见表1)表明,将阅读变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之后,阅读对捐赠行为(比值比=1.332,p=0.001)和志愿行为(比值比=2.186,p<0.001)的预测也仍然都是正向的。相对于没有阅读行为的人群而言,有阅读行为的人群参与捐赠行为的概率高33.2%,参与志愿行为的概率高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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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201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作为工具变量,③使用2SLS(两阶最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作为图书馆建设的重要评估指标,人均藏书量与个人的阅读行为存在一定的正向联系。[26]另一方面,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往往是由地方政策决定的,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没有直接关系。数据分析结果(见表2)显示,在控制其他媒介使用、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地方经济财政变量的条件下,无论是捐赠行为还是志愿行为,第一阶段和工具变量的估计p值均小于0.05,这一结果表明“阅读对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存在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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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究阅读对亲社会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本研究选取社会责任感作为中介变量,利用方杰等人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具体检验工具和操作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海因斯(Hayes)编制的SPSS宏PCOCESS插件。选择模型(4),在控制其他媒介使用、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地方经济财政等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对社会责任感在阅读和两种亲社会行为(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进行检验。

  如表3所示,回归分析表明阅读对社会责任感有正向显著影响,而社会责任感对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也有正向影响,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为进一步检验社会责任感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进行分析。5000次Bootstrap抽样的检验结果(95%置信区间)表明,阅读对捐赠行为的直接效应(Effect =0.157,SE = 0.028,LLCI = 0.102,ULCI = 0.212)和经由社会责任感的间接效应(Effect = 0.010,Boot SE = 0.003,Boot LLCI = 0.004,Boot ULCI = 0.017)的置信区间不含0;阅读对志愿行为的直接效应(Effect = 0.267,SE = 0.049,LLCI = 0.172,ULCI = 0.362)和经由社会责任感的间接效应(Effect = 0.021,Boot SE = 0.009,Boot LLCI = 0.036,Boot ULCI = 0.039)的置信区间不含0。换言之,社会责任感在阅读和这两种亲社会行为之间都发挥中介效应,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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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2012年的CGSS数据,本研究尝试对阅读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基准回归分析发现,阅读对捐赠行为和志愿行为这两种亲社会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具变量回归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推论具有稳健性。中介效应检验则进一步发现,不论是捐赠行为还是志愿行为,社会责任感在阅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都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人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人?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社会交换理论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27]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某一行为决策之前会对行为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估,争取以个人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报偿。在有些情况下,看似是不经过大脑考虑的自动化行为,但事实上还是经过个体预先计算过的,只是这个计算过程难以察觉,或者这个过程长久以来由于多次计算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行为方式。[28]当个体判断实施某一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就更倾向于实施这种行为。然而,个体对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不一定单纯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也并非单纯从眼前的利益出发。换言之,人们可能会从非物质方面或长远角度考虑实施某一行为所可能获取的收益。不同于一般的交换行为,个体通过实施亲社会行为所获益的可能更多是非物质回报(如口头赞许、形象提升、自我满足、自我增强等),回报往往并非短期可见的利益(如在未来收获真诚的友谊等)。相对于不阅读的人或阅读较少的人,有阅读行为的人或阅读较多的人往往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看待问题的视野也更广,正所谓“见多识广”。在做相关决策的时候,这些人往往不会局限于单纯的物质利益,也不会只是考虑眼前的利益,因此更有可能参与或更多地实施亲社会行为。

  除了社会交换理论之外,也有学者从社会规范理论视角解释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社会规范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实施亲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对社会规范的遵从。规范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期待,个人能从“规范”中得知什么是符合社会期许和要求的行为。其中,社会责任规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规范。为了更好地符合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社会责任规范要求社会成员不管个人之间是否互惠互利,都应该要帮助他人。[29]如前文所言,在我国,出版行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出版物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包括对社会责任规范的强调。因此结合观察学习理论和一般学习理论的观点,不难理解,当个体开展阅读活动或更加频繁地阅读的话,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学习社会责任规范,并形成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促进后续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Logistic回归方程中,本研究纳入了学界探讨较多的其他三个媒介使用变量(互联网使用、广播使用、电视使用)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好地探讨阅读对亲社会行为的“净效应”。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借此探索阅读和其他媒介使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无论是志愿行为还是捐赠行为,互联网和电视这两种最常出现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媒介使用行为对亲社会行为都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广播使用与阅读行为一样,对亲社会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中缘由值得今后继续探讨。


  五、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实践意义。在学术层面,本研究探讨了阅读行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理,扩展了传统阅读效果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媒介使用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文献。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果不仅为大力促进全民阅读活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而且为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虽然直接使用CGSS数据能够使调查样本很好地代表总体,但同样受到利用二手数据的诸多限制。首先,阅读行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除了阅读频率之外,还会涉及对阅读方式(如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和阅读内容(如亲社会和反社会)等维度的测量。因此,本研究无法全面地就阅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开展多维分析,尤其是书籍报刊内容接触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其次,个体的阅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只有2012年的CGSS数据同时测量了这两个变量。虽然不可否认本研究的发现对我们思考阅读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但考虑到所使用的数据距今已有8年的时间,因此将其结论进行推广时仍需谨慎。最后,正如前文提及的,在阅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多个中介变量,但受限于变量的可获取性,本研究只是探索了社会责任感的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阅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探讨尚属探索性研究,有待于继续深入。在今后,笔者打算在此次初探研究的基础上,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设计,对阅读行为进行更全面的测量,考虑更多可能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从而可以更加科学地探索阅读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及其影响机理。同时,考虑到儿童和青少年在整个人生发展中处于个人阅读能力、道德认知、人际关系和社会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会特别关注这一特定群体。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本文将问卷中的测量选项大致对应于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记为0年,“私塾或小学”记为6年,“初中”记为9年,“高中”记为12年,“专科”记为15年,“本科”记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统一记为18年,不再细化。

  ②③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2012),网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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