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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出版实践 出版家的哲学情怀

——记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

2020-11-30 15:42 《中国出版》 杜 羽 次阅读 条评论

  人物简介:赵剑英,编审(二级) ,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著有《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圳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代的哲学回声》等。策划出版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理解中国丛书》《中国制度研究丛书》《中社智库》系列等,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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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鼓楼西大街,紧邻热闹的什刹海,坐落在这条街上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却是一处清幽之地。走进赵剑英的社长办公室,就能看到两幅落着辛卯年款的书法作品,一幅写着“闲静”,一幅写着“平和”,让这里显得愈发雅致。

  辛卯年,即公元2011年。凡是对赵剑英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些了解的人,从这个年份和这两幅字中,都能读出别样的滋味。那一年,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出任社长,仍然兼任总编辑。那一年,已经到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样风起云涌。在这样的生死时刻,如何“闲静”?何以“平和”?赵剑英这位从大学起就学习哲学、研究哲学的学者,用哲学思考着个体生命的跌宕起伏,也用哲学谋划着这家老牌学术出版社的未来,既大刀阔斧,又从容不迫。

  赵剑英出任社长已有十年,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解中国”丛书,到揭示中国奇迹成功密码的“中国制度”丛书,从为新型智库建设添砖加瓦的“中社智库”,到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紧贴大国崛起的时代脉搏,沿着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数字化、大众化的道路稳步迈进,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出版阵地、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国家高端智库成果的重要发布平台和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主力军。赵剑英的出版改革实践,为中国的学术出版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组合拳,打造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


  赵剑英的出版人生涯,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年夏天,他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的二楼走到了三楼,虽然只有一层楼的距离,却换了一个行当。

  那时,这个小院的一楼、三楼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楼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赵剑英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一毕业,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一名哲学编辑。在这个全国顶级的学术杂志社,他36岁就做到了副总编辑。

  从二楼走到三楼,意味着从一个单纯安稳的学术机构进入一个需要在市场中求生存的战场。尽管有点失落,但赵剑英还是服从安排,接受新的挑战。

  转年初春,赵剑英组织了履新后的第一场座谈会——邀请多位哲学界知名学者为出版社出谋划策,没想到,遭遇了当头棒喝。

  “你们出版社的定位没有特点”“这几年社科出版社的图书质量在下滑”……学者们的批评让赵剑英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他明白,学者们说的是心里话、大实话。此后,他又分别主持召开数次学者和作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处于低谷。几个编辑室都是没有专业分工的“混编部队”,有的编辑为了多拿提成,出了不少学术质量不高的补贴书,甚至是内容庸俗的图书。

  此情此景,让赵剑英非常痛心:“如果顶着这块金字招牌,吃老本、不断消耗品牌,甚至竭泽而渔,这家出版社的学术权威度、认可度、吸引力就会日渐稀薄,早晚有一天会被学术界彻底抛弃。”

  改革的任务很急迫,但赵剑英并不盲目。他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分轻重缓急,打出一套组合拳。

  “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我们到底要走什么路?”赵剑英很明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学术出版社,要力争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否则,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

  他从内部管理着手,主持制定有关图书学术质量、编校质量管理的规定。他不怕得罪人,多部已经签了出版合同、给了出版资助的书稿,因为内容不合格,坚决退回。“交钱就可以出版”的乱象得以扭转。

  紧接着,2010年3月,赵剑英把目光对准出版社的两个“命门”——选题质量和管理体制机制。他提出,以学科化、专业化的思路进行机构改革,建立以学科为中心的编辑部管理体制,重新配置人员,提高书籍的学术和编校质量;实行管理机制改革,完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激励机制……

  就在改革的当口,目标有了,思路有了,方案有了,一个月后,赵剑英却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必须进行肝移植手术!


  “五化”战略,构建专业化学术出版新格局


  46岁,正准备在出版界大展身手的赵剑英,即将走上决定命运的手术台。过往的岁月,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他眼前浮现。

  1982年,18岁。从浙江小城萧山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课堂内外,到处都是新观点、新思想,他如饥似渴地开始了自己的学术探索。

  1986年,22岁。论文《试论定量思维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在《国内哲学动态》发表。接着,研究生就读阶段,《从价值批判到科学批判——马克思的价值批判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等多篇论文先后在几个有影响力的期刊发表。

  1989年,25岁。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做编辑,培养起规范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从文字表达到学术视野都得到了提升。1989年就在《哲学研究》杂志发表头条论文《试析实践活动运行机制》。此后论著频出,逐渐成长为颇有知名度的青年学者。

  2007年,43岁。出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虽然困难重重,但多年的哲学训练在这里有了开花结果的可能。从哲学角度破解出版社的矛盾,提出“三个统一”的治社理念:注重图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数量与质量的统一、个人利益与全社利益的统一。虽然不是生意人,但骨子里有浙商精神:不投机取巧,全凭苦干实干,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把品牌与信誉建设放在第一位……

  2010年,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赵剑英不甘心,命运也没有辜负他的勤奋与执着。4月的手术很顺利。三个月后,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他逐渐捡起了工作。

  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转企了,但改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赵剑英的种种规划,需要逐一落地。

  2012年,编辑部机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中心、哲学宗教与社会学出版中心、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文学艺术与新闻传播出版中心、政治与法律出版中心、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国际问题出版中心七大专业出版中心以及大众分社、数字出版中心,构成了专业化的学术出版格局。

  “我如今所在的文学艺术与新闻传播出版中心,人员是从各个编辑室抽调的,专业对口,年龄结构合理,专业性强,对于开展工作非常有利。”郭晓鸿是文学艺术与新闻传播出版中心主任,她把这次机构改革视为自己编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几年后,重大项目出版中心、国际合作与出版部、年鉴分社先后成立。

  在赵剑英的心中,重大项目出版中心是一支“机动部队”“先头部队”,根据业态发展和品牌建设需要,随时冲锋向前,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弥补专业化出版体制的不足。国际合作与出版部发挥专业优势,推进国际合作,传播中国思想、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至此,赵剑英提出的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数字化、大众化战略,在机构设置上全都落到了实处。


  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出版业态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工作节奏、生活节奏变了,阅读习惯、阅读需求也变了。赵剑英作出判断:出版业将面临深刻变革,只有主动应对、谋划,创新出版业态,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谋求新的突破。当然,在创新的同时,他也有所坚守:无论是数字出版、智库出版、年鉴出版,还是大众出版,都要以学术为基础,都要有学术特色。

  从2012年起步的数字化探索,为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蹚出一条新路。近2万种图书完成数字化加工,5年内的新书全品种数字化,纸电同步率达到95%以上,在网络平台销售活跃;《中国社会科学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三个数据库产品已在600多家图书馆试用。2019年全部数字产品销售收入近1000万元。

  近几年,大众出版品牌“鼓楼新悦”旗下的新书频频登上各大媒体好书榜。背靠出版社的学术资源、积淀和眼光,这些普及读物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让高端的学术思想从殿堂走向民间。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赵剑英推动年鉴分社不断拓展学术年鉴的品种规模。目前,已连续出版30多种学术年鉴,清晰呈现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建设的脉络。

  近年来,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战略部署。赵剑英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引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迅速抽调精干人员,成立智库成果出版中心。五年来,这个中心已推出国家智库报告300余种,地方智库报告40余种,年度报告50余种,智库丛书300余种,成为中国第一家系统、密集、快速发布中国高端智库成果的重要平台。

  应时而动、顺势而谋,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充满前行的活力,与时代同行、发时代先声。

  与机构改革同步展开的,是人事制度和薪酬体系改革。全社人员实行聘用制,干部岗位有了任期制,人员能进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薪酬体系中,不仅体现“多劳多得”,而且鼓励“优劳多得”,加大对重点选题的奖励力度,对质量不合格图书进行处罚。

  正像赵剑英所笃信的那样,付出就会有回报。2013年,全社立项选题达到2513个,实际出书1937种,总收入超过1.6亿元——是2010年5800万元的近3倍。

  出版社有钱了,赵剑英准备投资。不是投资金融,也不是投资房地产,而是投资作者。那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资45万元启动法学学科新进展报告系列,出资40万元争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政治思想史》(多卷本),出资100多万元启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系列(16种)……“能拿下这些项目,充分表明我们对优质成果的高度重视。”赵剑英说,投资作者,既争取了作者团队,又展示了一个大社应有的气魄。

  几年后,赵剑英的长远眼光得到了更为丰厚的回报:2019年,出版社总收入近3亿元,是2010年的5倍还多。这对于一家没有教材教辅和党政渠道资源,纯粹的学术出版社来讲,殊为不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矛盾与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勇于面对,以科学的方法解决矛盾,化危为安,化危为机。”赵剑英的从容与自信,源自他的努力,也源自他的哲学思考。


  讲好中国故事,呈现真实丰富立体中国


  2012年4月,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赵剑英抵达伦敦,参加伦敦书展。那场大手术过去了两年,他想试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想试炼一下自己的意志。没想到,这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走出去的开端。

  赵剑英发现,虽然书展很热闹,但展示的中国图书,大多还是武术、饮食、传统文化之类的主题,介绍当代中国的图书很少,更别说深浅适宜的书了。他认为,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外宣图书,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走出展场,在伦敦街头漫步,赵剑英心中蹦出“理解中国”四个字来:把讲好中国故事和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出版结合起来,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给国内外读者呈现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

  3年之后,2015年美国书展,英文版“理解中国”丛书横空出世。丛书首批图书《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社会巨变与治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等在纽约发布。

  3年来,他一直在构思这套丛书,策划选题、约请作者、拟写提纲、修改书稿,无不亲力亲为。终于,群贤毕至,一批一流学者从不同角度客观介绍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语气谦和、诚恳,广受国外读者欢迎。如今,“理解中国”丛书已有了20种中文图书,33种外文版,海外合作签约、在译外文版86种。其中,《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获“2017中国好书”。在世界著名出版公司施普林格的电子书平台BookMetrix,《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英文版的下载量超过1万次,远高于普通学术著作的平均下载量。

  “理解中国”丛书,让赵剑英找到了走出去的感觉。或者说,赵剑英深厚的学术积累、敏锐的出版意识,凭借“理解中国”丛书得以充分施展。此后,“中国制度”丛书、“简明中国”丛书等走出去图书精彩迭出。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重大项目与智库成果出版中心、国际合作与出版部的独特作用得以凸显。近两年,重大项目出版中心已出版走出去图书占全社60%,走出去图书签约占全社77%。“中社智库”海外签约项目百余种,配合国家主场外交出版英文图书50余种,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都能看到“中社智库”中英文版图书的身影。

  2019年,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授予“突出贡献奖”。赵剑英这样介绍他的经验:“主题图书不应是意识形态的宣教,应当是高质量的学术精品,应当是适合大众阅读的读物。近两年来,我们着力将主题出版、学术精品出版、大众出版与走出去紧密有机结合,坚持‘高端’与‘普及’有机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主题化、精品化、大众化、国际化相互联动的出版产品线。”


  从“营销新手”到“金牌销售”,好书一定会有市场


  做学术,是赵剑英的当行本色。抓市场,则是作为社长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

  刚刚出任总编辑时,赵剑英就注意到了编发脱节的问题。他把图书编辑与发行人员召集到一起,面对面沟通,为后来的精准衔接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任社长后,赵剑英以推动“宣传与发行一体化”为主要思路,将发行部与市场部整合为营销中心。原来的市场部升格为产品与品牌宣传部,有了品牌宣传的职能。此后又成立了图书馆部、网络与新媒体部,实现图书营销全渠道覆盖。

  2017年,出版社图书销售遭遇瓶颈,发行人员忧心忡忡。赵剑英分析,党员领导干部阅读正在向高端理论和知识领域发展,学术图书在党政渠道大有机会,主题图书可以成为销售增长新的动力。发行人员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加大主题图书宣传推介力度,销售潜力得到释放,出版社各项经济指标增长明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12种)发行5万余套,销售码洋近3200万;《简明中国历史读本》销售18万册、《新大众哲学》6万余册、《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4万册……在赵剑英“整合与挖潜”“营销引领发行”“深入终端的精准营销”等理念的推动下,营销工作屡屡实现新突破。特别是主题图书叫好又叫座,让很多老发行员都对这位“营销新手”暗自佩服。

  赵剑英不仅为营销人员指点迷津,还经常亲自上阵。借助自己长期形成的人脉,挖掘机构客户,推动精准大额销售。每次大型书展,赵剑英都坚守在出版社展台前,为读者、经销商释疑解惑,推荐好书。在出版社的样书室,他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为到访的人们讲述那些图书背后的故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销售难度增大,在微信朋友圈和各种微信群里,赵剑英推送图书信息的次数明显增加了。不是简单地转发,而是用精练又通俗的语言把这些书好在哪、为什么重要讲得透彻明白。

  从前的“营销新手”,如今成了员工口中的“金牌销售”,这源自赵剑英心中的信念:读者需要好书,好书一定会有市场。


  且行且思学者本色,学术与出版相得益彰


  出版社走上了正轨,赵剑英却停不下来。

  他太忙了。每天经手数不清的书稿、文件,每年300多场社内外的会议、活动。忙得很多人已经忘了他还是个病人,忙得外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个病人,甚至错以为他是个不需要休息的“超人”。

  一本书接着一本书,一个挑战接着一个挑战,赵剑英累吗?确实累。手术之后,每天都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容易感到累,但他不愿停下来。通过出版,赵剑英层出不穷的想法、创意、理念变为了现实。虽然累,但他感到快乐、充实。

  “以前对出版工作有些拒斥,现在则是‘欲罢不能’。干出版很累,环节多,很辛苦,但又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我想就是挑战与应战的魅力。”身体逐渐康复,出版社稳步发展,这让赵剑英相当有成就感。“这种艰辛与压力是常人体会不到的,这种体验和快乐也是常人体会不到的。”

  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赵剑英仍然坚持仰望星空,回归哲学,回到那个探寻智慧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充满乐趣。

  和职业学者不一样,赵剑英很难有大块的时间做研究。在旅途中,在散步时,他抓紧一切时间思考。思考得多了、深了,新观点、新思想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上,他已发表近百篇论文和文章。迄今为止,他在《哲学研究》发表了8篇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了7篇论文。读过他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开创权力监督新路》《中国为何有坚定的制度自信》《中国道路的哲学观念》《中国之治的实践逻辑》等文章,学者们无不称道:篇篇有新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2017—2018年,赵剑英连续出版了《时代的哲学回声》《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两部专著,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他主编的The Theory of China Model and the Rise of China,在国际著名出版社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2019年12月,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布罗夫在《自由思想》杂志刊发长篇书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方法》,认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不仅解读了中国道路成功之“道”,同时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不仅描述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描画了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生活的广阔全景图。不久之后,布罗夫主动将这本书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

  赵剑英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胡绳青年学术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和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接踵而至。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还兼任着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赵剑英很欣赏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温和的人,缺的是温和而意志坚定的人,也不缺理性的人,缺的是理性而有使命感的人。”在赵剑英看来,做学问、做出版,都需要有儒家那种入世的态度,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同时又要具备道家那种出世的精神,平静超然,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出版是文明之光,照亮人类前进的方向,是一项高尚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魅力的职业,我相信社科出版社的平台可以实现你的追求和出版梦想。”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上,赵剑英告诉他们,从哲学上讲,人生的意义是由创造性实践活动所赋予的,每个人都要不断努力、不断追求,这样你的人生才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价值,而出版社也会因为你们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而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一位哲学家对出版的理解,也是一位经历过大风浪的出版家对人生的理解。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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